中国科学

 

中国科学院

 逐个 文学城 2004


  人年纪大了,喜欢起回忆。不过又怕不准确,所以从来不敢写。但是失传好像又可惜。
反正不是正史,勉力为之写个“话说”吧,力争比演义好点。不过用词比较矛盾,有时想尽
量用当时的词语,又怕现在青年听不懂,有时自己也给新词语改造过来了,但是又改造的不
完全(“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吧),所以写来写去,在遣词造句上,结果有点上海人说的那
个“洋泾浜”。自己接触总有限,也不是一生全在科学院工作,记下的不可能是全貌,算是
侧影吧。除了大家知道的有名的人,其他就避免写人名了,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算保护一
点他们的隐私权吧。

  I。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许多技术是科学院和科学院的人做出来的。做原子弹和氢弹的二机部九院许多科技人员
是科学院出去的、有些一直兼两边职位,用现在的话可以叫首席科学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
强同时是科学院的原子能所所长。做导弹的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科研人员也是科学
院去的多,五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首席科学家”)钱学森也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
最早积极推动中国建卫星的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他也是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首
任院长)。科学院58年建的科学仪器厂到65年成了卫星总装厂。卫星研制在科学院快要做完
了,才交给七机部,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也是科学院下的蛋。那个时候,爆炸一个核弹、
发一个火箭、卫星,就是头版头条,里面总是说成就归功于“我国工人阶级、解放军指战员
、革命知识分子”。科学院里面有人就会读成“科学院的人和科学院输出、培养和指挥的人
”,当然这有点本位主义,有人还因为这样说的时候不注意场合,在文革被人检举批判的。

  科学院在教育上做过开路先锋。比如说文革以后第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是生
物物理所的郭爱克,当时可是《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所长贝时璋握着郭爱克手,祝贺他得博
士(德国的博士)。第一个我国自己的博士答辩是1982年2月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马中
骐(导师胡宁是北大和科学院兼职)。那时博士很新奇,到1983年国家还隆重地在人民大会
堂搞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多数博士都是科学院的。

  科学院在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是政治漩涡中心。1956年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的“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正式提出来(他老人家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
百家争鸣”),但是双百的来源和科学院有关。口号本身是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先说的,科
学院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讨论遗传学派斗争,又和这个方针有密切关系。现在不太有人
说了,不过双百方针曾经好多年(50到80年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救生圈,能有机会就
抱住。(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说法,也是
一个尊重的句法,现在想来,有点奇怪;看你怎么发音,同样这句话,听过去可以带讽刺挖
苦,要是在那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没人敢用这样的说法了)。

  邓小平二次复出后,75年派胡耀邦到科学院,胡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的汇报提纲》,要搞科学、要专家领导、要整顿,结果“四人帮”批邓时,《汇报提纲》是
供全国人民大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科学院是全国的“重灾区”。

  文革高潮期间,有个纯粹诬陷的“梅花党”案件,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间谍故事,有
些小孩还觉得很好玩。对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来说,那可是个大冤狱。多少老科学家被
罚到黑暗、冰凉的地下室挨打,要他们交待和台湾、美国的特务关系。有些人屈打成招。国
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朱家骅临走前的主持一次院务会议,变成了梅花党的集会。“四人帮”
倒台后,郭沫若大呼:科学的春天来了。那可真是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全国科学大
会,也是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大会。现在想来,大会的科技成分不重要,但是对当时气氛起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前常用语)。

  全国青少年兴起热爱科学的高潮也和科学院分不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描写的陈景润是科学院数学所的。一时间,多少青年学子要做科学家啊,象我们这样不年轻
的人,看着那时青年人的一股劲,都激动不已。后来各种说法,比如说把陈景润说过头了、
科学家不是都是书呆子、科学上有没有“皇冠上的明智”等等,副作用是有一些,不过正作
用也不能抹杀,特别是那个时代。我估摸,现在40到60岁的我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受陈
景润报告文学影响的。

  想起一个事情来,和科学院无关:有时后代不容易介绍历史故事,因为人的观念随时间
地点改变了。我们年轻时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在延安时代看过《白毛女》的同志,看到解
放后演出时他议论,说贫农的女儿白毛女不想做地主黄世仁的老婆,在解放前的农村是说不
过去的,是不合当时社会常理的。所以最早贺敬之编的情节是黄世仁始乱终弃白毛女,白毛
女没有做成小老婆才出走。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这样的情节好像显得穷人没志气,才变到后
来的样子。这一变好了,以后我们没有到过农村的人,都以为最早的版本不可能,不反映现
实,我那时还和延安干部争论过,觉得是他小资产阶级思想看不去农民,现在想来,因为我
们不懂农村情况,带上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才是错的,而他是对的。这是题外话了。

            (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好像都是问国家要钱花的人。不仅国家领导不和他们平等交谈
,就是各部委的大官小官也多半瞧不起科学家,都当科学家是讨钱的。是现在科学家自己不
行了?还是现在当官的架子约来越大了?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那是经常约科学家谈话,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
三强、周培源等等都是他们的座上客,五十年代有名的科学家回国,毛主席周总理要设宴款
待。不仅毛主席款待钱学森全国都知道、还有周总理设宴招待钱学森的副所长(科学院力学
所)郭永怀回国。如果青年同志们以为毛主席、周总理只关心制造武器的科学家,那也不对
。上海那时有个生物学家张香桐刚从美国回来,郭沫若设宴不算,周总理还让陈毅副总理见
他。毛主席周总理对科学家看才能、不拘国内外。留洋的受重视的多一点,是水平高的人多
一点。国内的比如植物学家蔡希陶拉,周总理也很关心。毛主席、周总理这样对待科学家,
其他高级干部、元帅将军对当时顶尖科学家不象现在当官的那样居高临下。聂荣臻元帅和科
学家走的很近,罗瑞卿、陈赓等大将常向科学家讨教。毛周不仅征求科技项目时要见科学家
,毛主席喜欢和科学家闲聊天文、地质、数学、物理。周总理会细致地和科学家聊家常、温
暖人心。当时有些人的比喻毛主席象父亲、周总理象母亲,当然现在要这样说,好像不太妥
当,但是那时确实有人是这样感觉的。毛犯错误、刮的风有时也把知识分子屁股打的很疼,
而周总理有时的工作就是出来摸一摸平,这点也给人父母的感觉,何况当时封建思想还是没
有肃清。不能完全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问题。

  文革以后,我们国家领导和科学家的这种联系没有了。毛主席周总理时代,最高领导人
对科学家就是大专家对待,以后我国官本位盛行,行政级别一马当先,没有当官的科学家,
基本见不到国家领导人。见的时候,也是和见农民、工人模范或者学生代表一样,走过场。
领导到科学家家里慰问,也是官样文章,做亲切状。现在话叫做秀吧?这和毛主席周总理和
科学家经常交谈可不一样。交谈是互相的,不是大官对小兵的关心。而且毛主席周总理可科
学家的交谈多数都没有见报。现在国家领导和部长一级见个什么科学家,可都上报纸,是给
老百姓看的。

  说到这里想起来,五十年代领导人合影没有以后那一套排位子的规矩,除了最高领导自
然在中间以外,其他人可以随便,我有个同学在好几个最高领导旁边拍过留影,我比较不敢
出头露面,一张挨边的都没有,后来有些后悔。等以后胆子大点的时候也晚了。

  对科学院的管理,老早周总理过问的多。院的建制、正副院长的任命,他都亲自过问。
第一批的所长任命(叫“授命书”)也是周总理签名、国务院签署的。第一批院长副院长里
面,阴错阳差,周总理直接拍板的是陈伯达(目的是平衡文科要有马列主义),不过陈的职
位多、没太过问科学院。文革时陈伯达支持和煽动过科学院的造反派,他还鼓励科学院年轻
人写了两篇批判爱因斯坦的“雄文”,给刘西尧(教育部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时的国务
院科教组组长)挡住没发表。陈伯达对科学院有过两个阴错阳差的贡献:一个是前面说过的
双百方针,还有一个是文革期间,他向毛主席提了“电子中心论”,全国兴起大搞半导体的
群众运动,现在说来好笑,但是当时国家可是增加电子研究的钱。还激青少年搞电子的热情
。不过那时笑话还是必定的。我们国家曾经全面研究电视机生产过程,花了很多钱,结果以
后全部采纳进口生产线,研究白费了,后来没有作为一个教训。这个教训还不都是政治教训
,因为是决定做什么技术研究,为什么做的问题。

  上一段因为陈伯达扯远了一点。还回到国家对科学院的领导吧。70年代初,周总理派武
衡管了几年科学院。邓小平二次复出后,派胡耀邦、李昌到科学院。所以,从前是中央最高
领导直接过问科学院,到后来,对科学院的直接领导逐渐过渡到副总理。到90年代,是李岚
清分管科学院、教育部和科技部。

  科学院的领导人在国家的重要性也有变化。有两任是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的郭沫若是
政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第二任方毅,有段时间是兼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现在
的科技部长),不久又升国务院副总理的。以后科学院院长在国家领导中的地位下降,基本
是一般部委首长。老早,副院长里面不仅第一任里面的陈伯达当时政治地位高,李四光也是
地质部长兼科学院副院长。75年胡耀邦做过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现在叫副院长
。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熟悉的裴丽生,解放前清华毕业生(很多老革命的大学一般没毕业),
先做过山西的省长,再50年代中到科学院做秘书长,到60年代做过几年副院长。他的副秘书
长是杜润生,原来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给毛主席批评以后来科学院(说他和农村工
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本来科学院要杜做党组副书记的,不巧又给毛主席知道
了,不让杜做,文革后,杜润生是国务院农村政策室主任,那可是农村改革的大功臣。

  科学院也输出过许多领导。不仅胡耀邦,早先还有钱三强是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以后去
二机部做副部长,钱学森是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出去做国防部五院做院长,刘华清70年代中期
和胡耀邦一道来科学院、做过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以后一直做到政治局常委、中
央军委副主席),近年科技部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分别从科学院所长和副院长职位调到
国家科委先做副部长。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彭佩云以前也在科学院工作过。教育部
的陈至立部长,从前是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

  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关系,50年代就有问题,那时是和高教部的矛盾。弄的毛主席也出来
说你们不要吵了。还是文革期间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并过一段时间。以后科学院和教育部还是
有资源分配的矛盾。有了国家科委后,也有一定矛盾。科委到90年代完全主导科技经费,变
得科学院很多人要向科技部申请经费,这不是最初50年代设计的结构。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
、和其它专业部委也有一些过矛盾。

  科学院和中央领导有过几次亲戚关系。60年代,胡乔木的妻子谷羽做过科学院新技术局
局长,直接参与领导卫星工程。她勤奋、能干,是个女强人。文革中整的偏瘫。她的工作职
位不能说是因为胡乔木,不过因为知道她和胡乔木的关系,她要出去给科学院办事的时候,
不少部委领导人会出面接待她。

  80年代周光召用了胡启立的姐姐胡启恒,做了多年副院长。胡启恒很低调,外面知道她
的人不多。而且她自己的学历很高,六几年留苏得的副博士学位,在那一代是很优秀的。做
副院长为人谦虚、特别清廉。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以前在科学院时也是她手下分管的,她也
从来没有从联想的好处。她的副院长一直做到胡启立下台很久以后的96年,就是因为她弟弟
在台上时她不耀武扬威,靠自己,弟弟下台也就没人对她妒忌、落井下石。

  最近一个那是科学院结的最大亲戚。江绵恒留学美国德拉舍尔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冶金
所。路甬祥任院长后,在中央的人脉太弱,提江绵恒做副院长,加强了和中央的关系。通过
这条渠道,路甬祥让科学院提出“知识创新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由朱总理亲自批示后
,李岚清副总理落实。李岚清当时不仅管教育和科技,还分管财政,也给科教一个特别机会
。江绵恒上北京带了上海冶金所的施尔畏做秘书长。80年代以来,科学院秘书长也管财务,
周光召时代是物理的竺玄做秘书长。比较跌破眼睛的是:2004年施尔畏升副院长。方毅下台
时说过的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最多只能个别不是科学家,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在20
04年被打破。因为现在副院长里面有两个行政管理人员。

(III)科学院的各期领导

  正规说起来,科学院有五任领导和五个时期。分别是郭沫若(49到78)、方毅(79到81
)、卢嘉锡(81到87)、周光召(87到97)、路甬祥(97至今)。不过,这样以院长划分时
期不能反映实际。

  郭沫若没有实际领导过科学院。他作用很有限限制:他不是自然科学家,而科学院主要
是自然科学,所以他专长不够、发言没有分量;政治上,他是摆设,而且科学院还不是他扮
演的最大摆设(有副总理头衔)。在他名义上做院长将近30年里面,实际管科学院的有好几
任,职位一般是副院长,党内职位是党组书记:最初是张稼夫,时间不长(两年多),时间
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

  49年任命的科学院第一批副院长是陈伯达、李四光(他被任命时人还没回国)、陶孟和
、竺可桢、吴有训。其中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都是陈毅领导的华东局推荐的,陶孟和是
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科技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
他来。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物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但是,
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
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
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
、谢鑫鹤、武衡、郁文等。

  文革张劲夫被夺权后,有几年科学院是谁领导搞不清。那时国家科委被军管了、科学院
是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标兵王锡鹏做过科学院革委会成员,不
过天晓得有多大的权。1970年科学院曾经和国家科委合并(保留科学院名义),还大量把科
学院的研究所下放给地方管理。71年又和教育部合并成科教组,先后由李四光、刘西尧任组
长。72年左右,周总理派武衡入主科学院,名义是业务一组副组长(科学院和教育部合在一
起的时候)、和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郭沫若)。75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等入主
科学院,名义上郭沫若是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是第一副组长、李昌是第二副组长,李昌是
实际业务领导人,不过时间很短就下台。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里面有个“四人帮”的柳忠阳
,他76年批判李昌,好似得意过一段,不过还不能算领导过科学院。

  文革后好像77年,方毅到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78年郭沫若去世后方毅正
式任命为院长。77年国家科委恢复后,方毅兼主任,所以有几年方毅同时做科学院院长和国
家科委主任(分别由李昌和武衡协助),方后去国务院做副总理。方毅以后,科学家才真正
领导科学院。这和方毅也有关。他留话科学院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除非个别也要是
科学家,他的继任卢嘉锡是化学家。卢嘉锡的班子里只有一个留下的团派干部胡克实。

  周光召时期,全部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家,实际权力在科学院党组,但是周光召把关
系理顺了,副院长多数是党组成员(除了非党员以外),另外他也有非副院长的党组成员,
纪检委书记是派驻,他自己任命的非副院长党组成员也是科学出身,只是不能算科学家。

  路甬祥时期,院长、副院长都是科学出身,开始有一个不是科学家、2004年有两个不是
科学家。科学院副院长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要平衡学科和地区,目前学科和地区都不
平衡。

  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从56年到67年,张劲夫主导科学院、就是全国
科技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果光从他的资历来看,来科学院以前他做过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
副部长,文革后他做过财政部长和安徽省长,所以张劲夫不是党派到科学院职位最高的。他
来科学院是因为以前分管科学院的副总理陈毅是他从新四军到华东局的老上级。在科学院那
11年,张劲夫做的是出乎意料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出乎意料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科学背景,
党给科学院派干部常选有大学背景的人,如果有清华背景更好。张劲夫没有这些,却不仅能
胜任、而且还和科学家很合的来。现在想来,是他的个人素质特别好啊。不要说那时,就是
现在,许多人领导别人的时候很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要是张劲夫有这样心理不安,科学院就
要遭殃了。张劲夫能组织科学家、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在那时的革命干部里面是很突出的。
张劲夫保护科学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56年民盟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于有关我
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加上黄药眠为六教授,其实黄的文章和以上五教授是分开的
两份)。反右时,这篇文章大受批判、定性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那时戴上这
顶帽子可了不得。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曾昭抡做过高教部副部长)和钱伟长被定为右
派分子。而科学院的几个人只做检查,没有被打右派,完全是张劲夫保护的结果。张劲夫亲
自向毛主席建议说科学家是国宝,要求毛主席给科学院特殊政策,毛主席当时都吃惊他敢于
提出,那时要是提不好、轻则立场不稳撤职、重则自己也要挨批的。其他部委和地方都不敢
提,知识分子成堆、问题多的科学院还敢,那是要有相当勇气。毛主席还真对科学院的科学
家网开一面。这样保护下来许多科学家。张劲夫不仅要了政策,提出保护名单,还直接保护
过一些人。沈阳分院把葛庭隧内定右派了,张劲夫从内部得知后跑到沈阳去把他从名单上划
掉。他还劝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唐棣华不要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原总参谋长)离
婚。

  民盟五教授的意见书中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一条,这句话在全国出了名。在科学院
这当然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张劲夫等党派来的人了,实际上,科学院有人明确检举批判说这是
要张副院长下台。张劲夫当时上任不久,学历、资历都不高,年龄也只四十多一点,一般人
很容易在那样的形势下趁机整人。我以后就看过一些学历、资历比他高的人,为没有这么严
重的事而生气、整人的。张劲夫不仅不整、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了科学院那几个对
自己“含沙射影”的人。现在讲起来,那张劲夫是人格高尚。

  张劲夫组织科技项目(特别是两弹一星)也起了很大作用,绝对应该算“两弹一星”的
功臣。他也是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的主要领导之一,做过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从早期开始一个对科学院和我国科技有很大影响的是科学家钱三强。可以说是科学家里
面对科学院影响最大的,特别是文革前的科学家里面。这点,光从他的任职,现在一般人不
会知道。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先任计划局副局长(竺可桢任局长)和局长,近代物理所副所
长(所长吴有训)、所长,正式做科学院副院长是78年到83年。但是钱三强实际影响从科学
院没有成立就开始了。49年钱三强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计划局也是他为主。54年
他任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这个职位权力很大,那时其实就是学术主导职位(副秘书长
武衡、秦力生等都是党组成员,实际相当于当时真正管事的副院长)。要成立学部时,也是
钱三强以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全国的科学家推荐学部委员。56年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我国制造原子弹的首席科学家。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运动的名人。钱三强留学法国学的是核物理,是约里奥
?居里夫妇的博士。但是这些不够。那时也还有其他老科学家,而他在物理学家里资格算年
轻的。他在清华做过吴有训的学生、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是严济慈的学生。但是他在科
学院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吴有训和严济慈。他的专业核物理对新中国很有用。钱三强成为对科
学院和我国科技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还因为他和党的联系。他的法国老师约里奥?居里是法
共党员,钱三强和中共旅法支部及其领导人刘宁一有密切联系、还见过在英国的邓发。钱三
强54年入党那是科学家中很早的。那时入党很难,许多大科学家因为不能入党而自卑。这些
是他能在新中国开始政治挂帅时代能被党信任的基础。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和党的关系,还是
不能成为中国科学的第一个帅才(钱学森当然也是帅才,不过比钱三强晚回国)。和他同时
留法的数学家吴新谋在法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基本就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钱三强思想活跃、热情高、组织能力强,而且办事公道。他是党和科学家的联络员。为
筹集科学院,他求教比自己年高的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杨振宁的硕士导师)等,为建
近代物理所,他请浙大王淦昌、清华的彭桓武来做副所长。为搞原子弹,他请院外的朱光亚
在物理所成立研究室,到二机部以后,又会挖人: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在上海的电镜
专家李林(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生化学家邹承鲁的夫人)、能把氟化铀变成金属的金属
所副所长张沛霖,都是钱三强挖去的。钱三强精力充沛。他兼的事多,而且重要。除了刻苦
以外,钱三强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他的工作丰富多彩。最近有本书“往事并不如烟”
,写的好。不过那里面的人物当时活动很少。如果有章怡如那样的笔才,把钱三强的工作和
生活写出来,那肯定要丰富多彩许多。

  70年代初武衡和秦力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顺便说到,科学院正式一般说自己来源是延
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实际上主要就是后两者。要说延安,可能因
为武衡在那里工作过。武衡以前读过清华地学系,解放后主要在科委。有一件出名的事情和
他很有关。73年陈景润完成哥德巴赫猜想1加2的证明,论文写好了不敢拿出来发表。武衡知
道了,不仅在科学院全院大会上表扬陈景润,还向周总理反映。在当时,这是对科学院知识
分子的宝贵支持。可以说,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里面有很多人已经被批、被骂的没有自尊心了
,连钱学森这样的人,都狠不得自己能被接受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有人来说哪怕一句好话都
感动的不得了。75年胡耀邦在科学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鼓励青年在科学技术上做贡献
,听报告的场面很感人,也是科技人员被骂久了,现在要是谁讲那样的内容,肯定没人要听


  方毅任期是科学院的春天。

  卢嘉锡大概不能算有影响的院长。他在老一辈科学家里面算不出名的,自己也没有什么
魄力和眼光。

  周光召是科学院院长里最有科学成就的,他当年在两弹做的理论对造两弹有直接贡献,
那个年代搞两弹一星,真刀真枪干,没有真本事,他们(于敏、周光召一批)没有留学学位
的出头不容易。比他们稍微大一点的朱光亚、邓稼先都是美国的博士。文革以后正式到科学
院,卢嘉锡时期周升副院长。那时就开始显出比卢嘉锡更有领导才能。周光召时期科学院工
作是比较艰难的。国家对科学院定位不明,以前为国家军事服务,到了80年代经济发展时期
,科学院能做什么不清楚。而且老年科学家精力不济,中青年都奔出国。

  周光召是学者型,但是他很有领导艺术。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领导都是他当年伯乐识马
、点将出山的。他的继任路甬祥没有科学院背景,是周光召一手从浙江大学提拔到科学院做
副院长。现在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也是周光召提成副院长、送到科技部。现在的北大校长
许智宏,从上海提到北京做副院长、也是周光召的知遇之恩。周光召还提拔一个很年轻的副
院长白春礼,现在是副院长里面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说周光召的人才布局是科学院院
长里最成功的。

  路甬祥是工科出身,被周光召看中他的人才。如果说周光召是思想型的,那路甬祥可以
说是实践型的。虽然我国经济在90年代中已经不错,没有路甬祥积极肯干,恐怕科学院不能
得到那么多的支持。路甬祥也给科学院的改革带来了新气象。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时机重
要,把握时机的领导也需要眼光和魄力。科学院一些科学家对他工科的疑虑,很快因为他的
才干而消除。90年代以后,科学家自信强多了,要消除他们顾虑,没有相当才能是不成的。

  虽然现在院长路甬祥给科学院干不少事,不是没有人说风凉话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任命
江绵恒。不过说实话,路甬祥如果不用江,他不一定能在北京开展工作,至少不能那么快给
科学院带来经费、带来那么多。当时路甬祥是周光召提拔的,没有科技界以外的联系。到其
它部委,也不会有人买账。用了江对科学院、对路甬祥是否没有副作用?大概也有不能完全
这么说,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是始料而不及的。

           (IV) 建立中国人在国内做科技的信心

  解放前,我国刚刚开始建立科研机构,除了地质调查、考古以外,可以说科学研究还是
很少的。许多开山鼻祖型的老一辈科学家,在国外做过博士以后,回国几乎没有做过研究。
数学里面,陈省身在清华的老师还在国外发表过他在中国做的论文,其他几个虽然很有名、
研究也是很少。物理里面叶企孙、胡刚复、饶毓泰、吴有训算是开山鼻祖,回国后只有吴有
训做过研究,到后来也是做大学行政,来科学院以前也很久没有做研究了。

  科学院建立后,把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力量都保留了,而且经费增加了。有任务带动的科
研特别促进了一些学科和专业。数学所,虽然没有争取到陈省身,但是得华罗庚回国主持数
学所。物理的除任之恭以外主力都留下了。化学除吴宪以外都得到了。钱学森回国,当时他
是唯一做过美国正教授的,又和导弹有关,更是激动人心。

  但是:我们在国内能不能做科学,有多大能力?这些问题,可以说很多人是没有底的。
作为国策,现在重新看“抗美援朝”,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当时能打赢美国人,对
我们的士气还是很鼓舞。共产党二十多年就能革命成功,也鼓舞当时青年们要敢有作为。有
士气,并不能完全保证有作为。实际上五十年代,全国科技界的信心并没有完全树立。我个
人觉得,六十年代初,才开始有信心,真正信心稳固是64年左右。

  五十年代科学院做的多的还是资源考察一类。比如对新疆、青海、甘肃进行综合科学考
察啊,勘察黄河、长江流域灌区土壤,编《中国植物志》啊、《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啊,
等等。就是要搞两弹一星,起初也是学习苏联。科学院有过两任苏联派来的院长顾问柯夫达
和拉扎连柯。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都是科学院的人去苏联学习、培训,然后
由苏联帮助建造的。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104机),也是在苏联帮助下仿造苏联的。王淦
昌领导的小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这是重要科学发
现,但是有人担心要在国内就不一定能做出来。

  确立中国人在国内的信心,靠的是国内的成绩。应用物理所在58年做出了我国第一批晶
体管。60年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63年划归国防部五院)成功地发射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
探空火箭。那时候条件差啊。发射场没有通讯设备,传达命令靠口呼叫、手势、和吹哨子。
用自行车打气筒用来加推进剂。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在61年用国产红宝石做出了我国第
一台激光器。62年科学院的几个天文台授时精确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哪。以后中国人再也没有觉得
自己科技不行的时候。如果有副作用的话,就是搞的有些人反过来以为没有科学规律,什么
都能做。当然有这种情绪不是真的科学家,而是当时在社会蔓延的过度乐观情绪。不过到那
时,中国人已经在世界上受了百年欺负,过分高兴一下,当时谁也不反对。到65年,紫金山
天文台发现新彗星、58年开始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也在65年成功,锦上添花。冯康在65年发
展了有限元法,他是科学院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当年科学院送他留苏,以后回科学院工作
。他的数学成以后就连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都佩服的。丘成桐这个人很傲,得过菲尔茨奖
,中国的陈景润、吴文俊都不在话下,就说陈省身、华罗庚和冯康三个。

  64年我们多数人哪里想的到,文革就马上要来了、许多科技项目要被摧毁、许多导科技
的老干部和科学家要受惨无人道的迫害。谷羽被拖出去批斗那哪里象是拖人哪。最积极推动
卫星的赵九章64年给周总理写信说做卫星的时候到了。可是他没有看到自己钟爱的卫星上天
,就在文革中不堪迫害、含冤自杀,多惨哪。郭沫若虽然经常和毛主席和诗,文革一来也吓
的不敢坐到科学院的主席台上、写信辞职。不过发信的对象错了,张劲夫自己马上就要被批
倒。文革中还有的一些科研都是特殊保护下来的课题,象氢弹爆炸。可是科学院受的冲击很
大。下放到湖北潜江的有许多得了血吸虫病。科大也是那时搬出北京的。

  有文革前打下的基础,才有惯性推动以后一些项目。才有机会等待科学的春天重新出现
。就不说具体哪些工作吧,从64年以后,对中国人在国内做科技的疑问是没有了。

  (V)科学院何处去?

  照说,人老了,不该多想什么前途,不过老人有的是时间思考,也不用患得患失,不用
顾虑他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意见,也算发挥余热吧。

  科学院发展这么多年了,以后何处去?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科学院做什么?人
才哪里来?科学院做什么?首要解决的是基础和应用的关系。最初,五、六十年代,科学院
是围绕国家迫切军事和生产的急需。那时国家实力小,而且有事关国防的大事,科学院围绕
迫切需要是理所应当,而且科学院是立了大功的。以后国防研究有好几个专门部门,核武器
和导弹分别都有,卫星发射也有了大型的军民结合的公司。其它和生产有关的部门,也都逐
渐分出去。很多本来就是开发性质的研究,也就慢慢不在科学院,而到生产部门去了,比如
计算机所开发部分到联想公司,一些光学机械制造工艺也不在科学院。

  但是科学院从技术为主改向科学为主是漫长、有时还是痛苦的过程。早在73年,江青抓
样板戏要用彩色胶片,就要求科学院新成立的感光化学研究所要研制彩色胶片。武衡就认为
这样的工作不是科学院的正业,说科学院搞胶片是“名不正、言不顺”。江青很恼火武衡,
把他赶下了台,武衡用的那句话是孔子的,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来,正好说武衡是“孔
老二的徒子徒孙”,本来四人帮的批孔也影射周总理,武衡是周总理派到科学院的,批武衡
就是批孔,在科学院有双重含意。最早慎重提出科学院要做基础研究,还是周总理。72年这
一年,周总理三番五次给部门领导、国内科学家和海外来访美籍华裔科学家提出中国要搞基
础研究,而且明确指示生产部门以实际为主、可以搞理论,而科学院要以基础理论为主,也
要结合实际。这个方针提出是周总理和杨振宁谈话引起的,但是仔细观察,就能体会到总理
当时已经发现科学院五十年代模式到七十年代就不能沿用以前任务带研究的模式了。当时周
总理就要求落实基础理论和基础科学。建高能所、接管兰州近代物理所、搞加速器等基础研
究相关项目,就是那时开始。

  方毅时代也提出科学院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但是
,以后中央精神是科学院应该以应用研究为主。到赵紫阳时代,中央领导重视经济发展,科
学院要求“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但是,国民经济不象国防需
要,主战场又没有给科学院提出很多什么急切的任务,科学院就彷徨。李鹏时代,科研经费
慢慢增加,朱镕基时代,知识创新计划算是特别提高了科学院的经费。到2002年,路甬祥明
确把基础研究作为科学院首要任务,也要关键技术。这才重新回到周总理72年就在调整的科
学院目标。

  许多人低估了学工科的路甬祥对科学院的贡献。他给科学院带来了观念更新。路甬祥大
胆提出科学院着重基础研究,为“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
贡献”,是面对我国已经不需要科学院做生产部门的开发研制车间的现实,也是顺应国际潮
流,提出了科学院对社会长期的贡献目标。所以路甬祥是有思想的领导,而不是简单的行动
家。提出方针,能不能坚持下去?现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外界责难做基础研究的人不多。
经济总有循环波动,经济下坡的时候,外界批评科学院做基础研究就必然要增加,那时能不
能坚持?能不能建立机制保证科学院不给波动所破坏?这些都是以后要解决的问题。

  人才从哪里来?科学院在外要和西方国家竞争人才,对内要和高校等竞争人才。这两个
竞争就决定了科学院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中国的地位。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开始也
是很着急要科技人才。一批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那时科技界除了少数人去台湾,多数是向
往新中国,留下了。从海外也是吸引了一批很强的人。周总理让人带信到海外的就有好一些
。主席、总理经常和科学家露面也是要感召科学家回国。那是招来了蛮多人。留苏的一批,
到六十年代也可以用了。以后荒废了一代。80年代左右开始读大学的人,到90年代可以用的
时候,许多最好的却不在国内。这是和五、六十年代很不同的。那时候,除了少数几个以外
,多数最优秀的专业人才都在中国,而且那时只要对知识分子政治待遇好一点、客气一点,
吸引人才成本不高、效益很大。现在才知道,那时外国对海外华裔还有歧视,很多人都是学
生,在海外的前途并不稳定。现在竞争人才可是成本高,吸引留学生回国恐怕政治的影响很
小,而经济的、生活的影响很大。在我们那几代,爱国是很强烈的感情,有几个人不希望自
己的祖国强大起来。现在恐怕爱国口号没有什么作用,我就没有看到多少留学生谈爱国,还
看到过留学生笑话“爱国”题材。

  有一个可能就是不用吸引海外人才。但是人才最好的都输送给美国,那我们国家不是永
远要吃亏吗?吸引什么样的人才?

  数学和理论物理,现在我国的条件和美国差别不大,工资、工作的硬件都能和美国媲美
。而且中国人数学、理论从小就好的多。但是目前回国的不多,也许是要争取的重点。数学
的田刚、夏志宏、林芳华都回国访问合作,科学院和高校竞争他们,目前还不清楚哪边有优
势。田刚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去科学院时间没有特别增加,也许和丘成桐在科学院办
了晨兴中心有影响。也许必须加强和夏志宏、林芳华、还有侯一钊、舒其望等数学家联系,
看能否争取他们多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冯康奖发给过侯一钊,不过他和科学院还不是很多,
可以争取。目前,田刚、鄂维南都去北大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佘振苏,是学科交叉特
别有专长的人材。他以前用数学做流体力学厉害,现在还做生物信息学。他目前在北大是湍
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如果这些人里面有一两个真的全时去北大,那北大的数
学就要明显比科学院占优势。佘振苏去的可能性很大,去年评院士,他落选的唯一原因就是
因为他没有全时回国。科学院在科学方面吸引人材还要加强很多才行。统计学也是一个要重
视的学科。现在国外做统计的华裔占的地位比其它学科都重要。象哈佛的刘军一类有几个是
独当一面的青年明星。我国也能提供他们很好的工资和硬件。而且我国有很多生源。我们国
家大学里头数学专业毕业生最后能做纯数学家的不多,到统计和其它应用数学可以胜任。而
且统计在我国也有广阔的应用。当年冯康数学的贡献,最初是因为生产应用的要求,数学不
够,才使他在数学上有创造。

  地球科学的宋晓东,地学的发“自然”和“科学”可不容易,宋晓东都发过,他发现地
球内核自转,又提出地球内核呈层状分布理论。现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是。科大毕业生,在我
们科大兼了职。他对地震预测也懂,理论和实践可以结合,对国家有应用价值。而他做研究
也要地震观测资料,中国条件对他研究也有用。应该多给他支持在科学院多做,一个是争取
他或者下面一批人里面有人加盟科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尹安、密西根大学张有学、卡
内基研究所费英伟、达特茅斯的冯夏红、俄勒岗州立大学陈永顺、休斯顿大学周华伟、日本
爱媛大学赵大鹏。不仅在科大,还要加强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科学院地学有很多研
究所遍布北京、武汉、南京、广州、长沙、西安、成都、长春、新疆、兰州、昆明、太原。
这些年院部对地学很不重视,比如地球所历史上是科学院的强项,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出低谷
。地学理论现在国际上有很多进展,而对我国有很多方面重大意义。科学院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才能振兴地球科学。

  五十年代到现在学科变化最大的是生命科学。以前我们那代好学生哪里会学生物。而现
在留学生最多的是生物医学一块。他们在国内国外也很活跃,好比中国30年代学地质的、50
年代学物理的,是一个生力军。最近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招聘到我国留学生唯一的美国
院士王晓东来,那是特别有希望。要说,当年钱学森回国是那时留学生得到国际地位最高的
,也还没做到院士。王晓东如果能做一面旗帜,对我国是大好不是小好。但是科学院怎么和
他的国家研究所定位关系?不要搞成竞争,要互相促进。就是以后让他来领导科学院,也是
值得的。生物的饶毅,我最早听说是因为90年代周光召对他有好评,要周光召说出来谁好,
那是很不容易的。饶毅常来科学院、知道他的人也多。要我比较,饶毅的工作作风很象钱三
强,自己有学术水平、和各方面的人都能处事,也敢说敢干。他写的东西好领导群众都喜欢
,有时还推荐。但是如果依中国传统,写多了文章人太露了受妒,除非这种传统改变。我看
饶毅文章发现他有写其他人好话的优点,这在我国传统里是不多的,一般人都不公开说人好
话,要说也只说上级好话。去年冒出一个消息,北大韩启德要升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需要接班
人。他选的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鲁白。让他去接北大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消息
面不广,但是科学院知道了。这也给科学院和高校竞争带来新问题。现在科学院的领导都是
全国的佼佼者,过了5年、10年,如果高校吸引到比科学院好的人,科学院优势就可能下降
。后来韩启德可以继续兼任北大职位,从海外招副校长的事至少是推迟了吧。北医以前聘过
部分时间去做中层领导的,比如基础医学院院长顾江、心血管研究所肖瑞萍。今年西安交大
开始公开招聘副校长,在这个趋势蔓延到北京、上海以前,科学院还有时间。

  如果10年后大批的科学家到高校,科学院的基础研究优势将受疑问。组织会战,是科学
院传统的优势,但是有多少课题可以组织会战?又是问题。如果中国真有本土的诺贝尔奖,
要是在科学院就好,不是,那也可能重新引起对科学院定位的争论。这个争论,老早就有了
,五十年代高教部就说基础研究应该给高校,而且不止一次,以后时起时落,目前是不激烈
,但是不能保证以后不重新被提起来。

  回想我们那个时候,周总理说的外事无小事,接待外国人、接待美籍华裔,都是兴师动
众的事,70年代还有几个所是用接待外宾为理由来装修大楼的一部分,有时经费有限,只装
修半边,那可要控制外宾不能乱串,串错了,厕所都不能给他们用。后来一点建的外国专家
公寓(“外专公寓”),质量之差,这几年连“内宾”都不肯住了。现在我们可以直起腰杆
来,谈怎么吸引人才,而不是供养外宾,也算是个大进步吧。

  招聘到了科学家,要扬长避短。对不同风格的科学家,要能够用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
、不要求全责备。现在年轻人会说起以前老一辈,会以为他们都是圣人。其实各方面都好的
人极少。他们也会争吵,争课题、争经费,争功劳。有些人很小心眼的,有些人比较自私的
。本位主义严重的那时更多。不过好的领导可以发挥他们各自的优点,让他们努力为“共同
的革命目标”而工作。现在当然不说革命目标了,也可以说为中国繁荣昌盛吧。那时我们的
工作,现在丢开革命不革命的词汇,很多也是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可以说和现在的青年们也
是有共同目标的。

  路甬祥还有三年任期结束。科学院下任领导最可能的是白春礼,学化学的。从周光召时
代开始,他做副院长多年,又是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在青联就认识胡锦涛。陈竺是路甬祥提
拔的年轻副院长,能力很强。不过不是党员,党组会议是列席。照反右以后的传统,不是党
员不能做正部级,大学里面不能做正校长,陈竺升的可能不大。除非中央决定恢复五十年代
初的状态,允许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代表做一些部委正职。

  无论谁做院长,都要有领导才能。张劲夫做榜样是领导资历、学历比自己高的人,周光
召的榜样是五湖四海、把全国出色的人不拘部门网罗到科学院。路甬祥能大大增加经费。以
后几任院长,能做什么,能不能吸收他们的经验,能不能在某些方面比他们做的好。能不能
把我们国家在外面顶尖的留学生吸引回国全时工作、聚集到科学院。这些都是以后院长要面
对的问题。

  写来写去,发现写过去历史条理清楚,写将来就有点乱了。看来还是老了,沉溺于过去
,未来是弱项。还是用毛主席的老话,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青年人的。

 


 

黄昆院士的治学之道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7343 更新时间:2006/5/11 10:41:27 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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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经历,黄昆认为,对一个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讲,“一是要学习知识,二是要创造知识。归根结底在于创造知识”。他把自己之所以能在短短的留英六年以及“文革”后十年的科学研究中取得若干开创性成果,归纳成两段具有黄昆特色的名言:

(1)“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

(2)“对于创造知识,就是要在科研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做出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此,要做到三个‘善于’,即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尤其是要提出在科学上有意义的问题;要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只提出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所提问题就失去实际意义;还要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

这两段名言确实是黄昆自己的治学心得,也是他几十年观察许多人和事的经验之谈。

就学习知识而言,黄昆从中学到博士毕业,都在主动地学习。不仅上课,而且看文献听报告,黄昆都十分珍惜主动性。任何新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他的“免疫系统”检查。只有被他的“免疫系统”识别,并在他自己的知识体系中重新定位以后,新的知识才被黄昆接受,变为他自己能驾驭的知识;否则,他以“不懂”两字为挡箭牌,一概排除。他认为,有的人驾驭知识的能力强,可以多学一些知识;而他自己,与其多学一些,不如“少而精”。他说过:“大多数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与重要性的研究都不是繁复的,我的学识和驾驭知识的能力都很有限,之所以能有一些成果,关键是少而精。有了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又不被前人束缚住。”与此作为对照,国内传统教育比较重视知识的记忆与积累.忽视创造力与实际能力的培养。结果是,许多优秀学者,人非常聪明,学习成绩门门优秀,知识也非常渊博,然而自己的创造力反而被这些知识所束缚,一生未能有重要的学术上的建树。黄昆刚到半导体所时,有位研究人员觉得自己基础差、水平低,每个月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省下不少钱来买英文物理书籍。他是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锡拉胡同影印书门市部的老主顾,办公室里堆满了书。每天从早上到夜晚,他都埋在书堆里,十分用功,总想把基础打好以后,再开始做研究。黄昆发现后,诚恳地对他说:“书是一辈子也看不完的。先把研究工作做起来,遇到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书,效果会更好些。”

黄昆每研究一个问题,都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即先不看已有文献,独立地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想。这样,黄昆觉得思路不受他人的束缚,研究便有了主动性。正是这种“从第一原理出发”的治学风格,使黄昆的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与重要性,凡以他姓氏命名的理论皆是例证。他说:“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自己创造的东西和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后者要困难得多。学别人的东西很难,而自己一旦抓住线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会进展很顺利。”这也许是所有一流物理学大师们的共同态度。许多理论物理学家都不喜欢看别人的论文,其中最出名的要数费恩曼,杨振宁同样也不喜欢读别人的理论文章,认为大多数理论文章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黄昆同样持有这种保守的怀疑态度:即便阅读很少一些论文时,基本上也是以批判的眼光来读,以读实验论文为主。例如,1987年初,他开始研究半导体超晶格的光学声子问题,在自己已有初步结果后,再向朱邦芬借了两篇卡多纳实验组发表在1985年《物理评论快报》的关于拉曼散射的文章仔细阅读。他不像有些人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许多天都钻不出来。

一般说来,除了十分必要,他不喜欢参加学术会议。国际半导体物理大会,他也只在1980年至1986年期间参加了四届会议和主持了第21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1980年以来,他经常出席的系列学术会议只有两年一次的全国半导体物理会议。1993年以后,他连全国半导体物理会议也不参加了。他认为,就参加学术会议而言,自己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创造知识方面,黄昆本人恰恰是“三个善于”的典范。

黄昆研究的问题大多不是从文献中来。他不喜欢做大家都做的事情.不喜欢随大流赶时髦,跟着别人做热门课题。他认为,物理问题无论是热门还是冷门,无论是大还是小,关键是真正在科学上有意义,一般说来,他不喜欢做大的题目,而偏好研究比较具体的问题。他曾开玩笑地说:“年纪越小,学历越低,往往想要研究的问题越大。”他认为,“有些题目看起来确实很小,但深入研究下去,就可以从中发现很大的问题。这就如同看到一个细小的洞口,下决心钻进去,会发现里面存在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黄昆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人;从黄方程的建立,极化激元概念的提出,到多声子跃迁理论的开创,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好的研究群体对其中个体成员发现和提出好的研究问题的启示作用。这种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环境中所提出和从实验中发现的理论问题,往往是人们所关心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从“黄—朱模型”的提出,还可以看到活跃的学术环境和研究传统厚积薄发的重要性。物理学大师费米曾经说过,学生的任务是解决问题,研究人员的任务是提出问题。一个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许多留学生,基础非常扎实,在国外做出了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回国以后,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反而趋于平淡。这里主要原因之一,是与他们还不善于提出研究问题有关。因为在国外,他们往往只是问题的解决者,而问题通常由导师提出。研究人员不善于提出和发现科学上有重要性的问题,除开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程度因素不论,一方面,固然与缺乏科学上的品位和敏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术环境的不活跃(特别是缺乏讨论和辩论)和研究传统的缺乏分不开。


固体物理研究对象是数目为10exp23以上的大量粒子。要善于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善于作出近似,提出简化模型,“针对分析问题的目的,尽可能地消除次要因素,同时不影响问题的主要因素”。黄昆特别善于用简单模型解决复杂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黄方程”,他用一对唯象的方程抓住了离子晶体光学振动的实质。此外,利用“黄方程”他提出了极化激元的概念;利用少数几个平面波展开求解复杂空穴态的方法,导致了超晶格和量子阱中激子旋量态理论的建立;而利用“黄昆偶极子点阵”模型,最终确立了准二维系统光学声子模式。笔者与黄昆一起工作十来年,深深体会到黄昆作近似本领的高强。着手处理一个问题,笔者往往喜欢先考虑最一般的情形,然后再过渡到具体物理问题;而黄昆则喜欢从研究一个十分具体的特例开始,得到结果,然后再思考更普遍的情形。黄昆深感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性。他说自己也曾提出过许多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但局限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而未能最终解决问题。

黄昆切身体会到,要“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黄昆总结的经验教训。黄昆在谈到自己科研上的两个活跃时期时说:“年轻时(指在英国六年)我的工作特色鲜明,但是没有再往下深入;后来(指“文革”后的十年)在深度上比以前要好,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质要比年轻时强。”黄昆做研究,年轻时是“一剑封喉”,一篇论文得到了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结论,然而还不善于扩大战果,与“夫里德耳振荡”失之交臂,就是一个例子。60岁后的黄昆在研究深度上比以前要好,但他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黄昆迷信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天才”。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只是勉强能做物理工作。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评价比较低调,觉得自己的成就说不上有很大的特点,也说不出太大的道理,只不过别人做的可能更不好,就显出自己来了。他评论自己:“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只不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做得还可以。”他曾经以自己的水准作为一个人是否适合做科研的准绳,他反省道:“比我差的,就认为一钱不值;比我好的,就觉得不得了。”但是,黄昆所谓的“天才”的标准,树得这样的高,连莫特、玻恩这样的大师都不是黄昆心目中的“天才”。黄昆年轻时在英国一起学习工作的人后来有几个得了诺贝尔奖金,黄昆认为他们就不一定都有特别的才能。黄昆真正佩服,认为属于“天才”的,也只有杨振宁。黄昆在谈到西南联大那段经历时说:“杨振宁的思想活跃,观点深刻,和他接触是个很大的享受,总的来说是一边倒,我从他身上吸收到很多东西。”即便和杨振宁这样的“天才”有非同一般的交往,当记者问黄昆“谁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时,他坦率地回答道:“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像我这样考虑问题,没有太大的天赋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

实际上,黄昆上述的“天才”标准,反过来证明了他的“天才论”的不成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天才在于勤奋。”工作异常勤奋是黄昆治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认为基础研究,不像一些具体任务,看起来是一种不松不紧的工作,要看书,要思考.每一点都要反复推敲,不能草率行事。因此,对待研究工作若没有一种内在的紧迫感,对自己所做的工作若不总是非常有兴趣,不把它看成比任何别的工作都更有意义,便会一事无成。黄昆在办公室除了讨论问题,往往一坐半天,不停地写、算、思索。

 

黄昆年过古稀时仍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甚至星期天,节假日,他还经常在家中伏案工作。1988年初,黄昆与朱邦芬正在推敲超晶格中的光学声子模型。大年初二,朱邦芬上黄昆家拜年。黄昆看到他来,十分高兴,马上把他这几天在家中做的一些计算拿出来讨论。

严谨和追求完美成为黄昆治学的又一特征。对于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每一环节,黄昆都要反复推敲,有时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几次方,才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黄昆常说他的十个想法中有九个靠不住,为此他总是仔细推敲。黄昆不赞成用过于烦琐的数学方法来研究物理问题,然而在需要数学推导及计算时,他又十分仔细,反复多遍地来回检验。黄昆与他的学生一起做的工作,通常在他的学生做数值计算的同时,黄昆也用简化模型在家中一台64K微机或计算器上做平行计算,主要目的是在亲自动手的计算中能进一步深入思考问题,但也是为了确保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即使在论文文字表达上,黄昆也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力求完美。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严格要求中青年科研人员,对他们撰写的英文论文,往往修改多次,以致有时候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掩盖了原稿。笔者写的英文论文请他改,他总是十分认真地推敲,注意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他经常批评笔者写的英文论文没头没脑,上句与下句的逻辑推理是跳跃式的,不够严密。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黄昆的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黄昆一生唯谨慎”,他每次公开讲话,作报告,都事先写好稿子,并试讲几次。越是重要场合,他准备的提前量越大,试讲次数越多。与李爱扶相反,黄昆在许多方面是个“悲观主义者”。通常他宁可把事情想得更复杂一些,多做几手准备,而不相信“天上掉馅饼”。

黄昆在学术上对自己的论著力求完美。他觉得自己的一些意思不大的著作往往被他束之高阁。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以数量取胜,而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他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物理问题。他非常不赞成有的人文章发表了许多篇,却没有真正解决一个问题。黄昆回忆说,刚回国到北大时,他在英国六年发表论文十几篇,还基本上完成一本专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高产。他认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必须要全力以赴,一年才能完成二到三项研究,自己在英国六年的研究,是尽了全力的。目前,国内许多人一年完成十几乃至几十篇论文,他一方面对这些人的干劲很佩服,另一方面,对这些论文学术上的真正的含金量,存有疑问。在黄昆的影响下,黄昆的弟子们大都学风严谨,很少有人为了追求发表论文的数目而把学术论文“注水”的。

黄昆做研究,喜欢事必躬亲。国内流行一种说法,科学家有多种类型:有的人是帅才,有战略眼光,能组织大兵团作战;有的人是将才,能带领一批人攻克难关;有的人是兵,只能自己一个人或一个小组,在第一线冲锋陷阵。黄昆从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兵,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将帅之才。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人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黄昆在1947年给杨振宁的一封长信中,曾写到他在布列斯托尔大学做科学研究过程中体会最深的一点:

最和你感想相同的是,我也发现做研究多一半的时间是做routine(日常事务)。我在有一天似乎突然觉悟,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原来如此之平行。以前总以为做实验的,自然许多时间都是在装这样,装那样,但是理论物理则全倚绝顶聪明。那天才突然体会做理论工作一样的得把大半时间用在workoutdetail(解决细节问题)上。许多思想还是靠在一面workoutdetail(解决细节问题)时慢慢dchen(丰富)起来。

他无法想像,自己看看文献,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就能把握科研的大方向。他也反对整天在讨论发展方向,而不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科学史表明,与技术发展不同,大多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是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和整天苦思冥想的研究人员依靠科学直觉和洞察力而“偶然”发现的,很少是靠事先规划而实现的。X射线、放

射性、超导现象、量子霍尔效应等一大批物理效应的发现,量子力学、相对论等一批理论的建立,都不是“帅才”们规划出来的,而是苦干的“兵”加上一点机遇,干出来的。

 


黄昆

惊悉我的老师黄昆先生不幸病逝,我非常悲痛。相隔万里,无法见恩师最后一面,只好写一点纪念文字,略表我心。

抗日战争后期,黄昆先生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就是与杨振宁先生齐名的才子。他们拿到硕士学位后,抗日战争胜利了。杨振宁先生来到美国,从事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学的研究;黄昆先生去了英国,在固体物理学领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黄昆先生在英国后期投奔到玻恩门下。玻恩是德国人,当时在英国工作,他创立了晶格动力学的理论和学派,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黄昆先生在玻恩的团队里,对于晶格动力学理论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物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各种晶体中原子有序排列形成晶格,在晶格中原子振动形成波,有声波也有光学频率的波,有纵波也有横波,统称之为晶格波。黄昆先生的一项工作是,建立了晶格波中纵波光频支的频率与横波光频支的频率之间的关系式,并预言横波光频波与外来电磁波耦合对晶体介电性的贡献,后来为实验所证实。晶格波中的声波,按照量子理论的波粒二象性,其粒子性称为声子。黄昆先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建立了多声子跃迁理论。

正当黄昆先生的学术生涯处于快速上升的时刻,新中国成立了,他毅然回归中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与虞福春教授一起,奠定了北大普通物理学的教学根基。北大的普通物理教学,就是在黄、虞二位教授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高校普物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同时,黄昆先生执笔完成了英文本《晶格动力学理论》这部巨著,于1954年以玻恩、黄昆共同署名在伦敦出版。实事求是的说,晶格动力学是玻恩创立,而这部系统的理论著作是由黄昆执笔,并且对理论有所发展,虽经玻恩审阅,却很少修改。这部著作,成为固体物理学(现在扩展为凝聚态物理学)的经典,再版多次,影响很大。遗憾的是,中文翻译本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黄昆先生被选为第一批学部委员,并且是第一批中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当半导体技术在世界上初露锋芒的时候,中国就在北大成立了以黄昆教授为主任,谢希德教授为副主任的半导体培训中心,抽调北大、复旦、南大等五校的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来学习。这批人成为中国半导体事业的第一批种子,在全国开花结果。1958年,在黄昆教授的带领下,北大办起了半导体工厂,是北大创办的第一所新兴技术的工厂。校办工厂这件事,受中国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反反复复,北大的半导体厂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营大企业往往对世界发展的新技术缺乏敏感和难以转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最先得到新技术的信息,从这里才能发展出中国的新技术产业就是必然的现象。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联想集团和方正集团就是实例。应该说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认识到黄昆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对他寄以很大的希望,北大校长陆平就曾经说过,好人、好枪给黄昆。但是科学研究不同于打仗,有其自身的规律,尤其是黄昆先生擅长的理论工作,更不是群众运动的方式能够做好的。何况当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平首先就被打倒,黄昆还能有好日子过?十多年的光阴就这样白白的浪费掉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指令将黄昆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任所长,才有了他的第二春。黄昆先生在半导体所的重点工作是培训年轻的科研人员,他开班上课,为年轻人打好理论基础,以跟上世界学术的前进步伐。然后,他与几位年轻人一起,研究凝聚态物理理论的前沿课题,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成果。

我第一次见到黄昆先生,是在我考进北大物理系召开的迎新会上。系主任致欢迎词以后,代表教授们讲话的就是黄昆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穿的都是中山装,而黄昆教授那天穿的却是西服,是一位洋派教授的模样。黄昆先生讲话平稳,语言精练,行动潇洒,展现了一位大师的气概。那时候黄昆教授只有三十多岁,对于我们刚刚迈进大学校门的学子,亲眼面对年青有为的教授,是多麽大的鼓励啊!1958年学校办工厂,黄昆先生带头参加劳动,又表现出他平民化的一面。特别令我难忘的是1960年,黄昆教授作为物理系副主任,带领我们两个学生干部去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联系学生下厂参加生产劳动的事情。当时大学生下厂劳动,要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实际了解吃住情况,黄昆先生和我们两个学生一起,在该厂工人集体宿舍住了一夜。那是双层的通铺,一个人挨着一个人睡,住的非常拥挤,只因有许多工人三班倒,看起来有许多空位。工厂领导和我们两个学生都劝说黄昆教授不要住这里,但是黄昆教授却没有丝毫勉强的在那里住了一晚。文化大革命期间,许许多多留洋的知识分子住过牛棚,没有什麽希奇,但那是被迫的;而这次黄昆教授住工人的双层通铺,却是自觉的行动,表现了他没有娇气、肯于吃苦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后期,北大从数学系、物理系、无线电系抽调一批教员,在昌平山区的分校,成立了计算机系和计算机工厂,黄昆先生也在其中。他们平时要住在分校,只有周末才能回自己的家,学校有班车接送。有一天我有事要去昌平分校,早上去乘班车,快到开车的时间,看见黄昆先生匆匆赶来。在乘车的路上,黄昆先生拿出一个馒头吃。我问:“您还没有吃早饭?”他笑笑答道:“昨天睡晚了,今早起迟来不及了。”我当时就感到一阵难过。我知道,他在分校要教书还要参加生产劳动,没有时间做科学研究。但是,他为了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只能利用周末回家的时间阅读国外文献,就顾不得吃饭睡觉了。文革以后,他在半导体所能够很快的追上科学前沿,就是靠他在文革期间无数个周末,用少吃、少睡做的学术上的积累。

物理学界许多人为黄昆先生惋惜,认为五十年代初他若不回国,继续留在英国做研究工作,凭借他在学术上飞快上升的势头,很有机会做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但是黄昆先生终其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后悔的话,因为他下决心回国就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大物理系教普通物理。那时,他曾经对自己的助教说过,我不可能成为一流科学家,但是我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我知道了如何培养一流科学家。由此可见,黄昆先生的目标,不是自己成为一流科学家,而是培养一流科学家。也许有人会怀疑黄昆先生的这种想法,你不是一流科学家,怎麽能够培养出一流科学家呢?这是形而上学的逻辑。请看世界历史上那些最杰出的科学家,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并没有听说他们有什麽一流科学家导师,但是却离不开优良的科学环境。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自己没有世界一流的科学成果,他却带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黄昆先生认为一流科学家必须有扎实的根底,所以直接从事普通物理的教学,并且在《物理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普通物理教学的文章。黄昆先生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当半导体刚在世界学术界露出苗头的时候,他就办了半导体培训班,并积极推动建立半导体工厂,希望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高新技术的道路。中国的半导体事业,起步很早,因为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体制的限制,中国的半导体事业没有能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黄昆先生无可奈何。但是,黄昆先生培养的半导体专业的学生,遍布中国各地,有些人还走出国外。黄昆先生在北大物理系,创建了半导体教研室和固体能谱教研室,直接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和更多的年青教师,他们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些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昆先生在北大物理系开创了固体物理学的课程,我有幸成为黄昆先生教授的第一个班级的学生。固体物理学研究,固体中原子振动形成的晶格波的形态和规律,固体中电子运动的形态和规律,以及他们对于固体宏观物理性质所起的作用。学习固体物理学,除了要有普通物理的概念和晶体的知识外,还必需懂得统计物理学和量子力学,是物理学中现代的、高级的课程,在国外大学是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系当时已改为六年制,培养的目标是相当于国外硕士研究生的水平。我们是在五年级时,黄昆先生教授了两个学期。因为是第一次开课,没有现成的书,黄昆先生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上课。讲义的文字铅印出来了,插图来不及制版,只好油印成单页,学生们再各自剪下来贴到插图的位置。黄昆先生的固体物理学,后来正式出版,但是我一直保留那份讲义至今,因为它见证了我是黄昆先生直接授业的弟子。黄昆先生回国,的的确确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受惠的是我们这些授业弟子。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大学渡过的,我接触过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深切的感到他们的学术造诣比我们晚辈深厚,他们的道德人品比我们晚辈高尚。在这些先辈教授中间,我最崇敬的就是黄昆先生。他的学术成就,在全中国是属于最尖端的层次;他的道德人品,几乎是无人能及。黄昆先生少言寡语,从没有吹嘘过自己一句话,问他的学术成就,回答总是没什麽。他生活极为简朴,担任所长不要专车,不搬进新盖的专家楼,宁愿一直住在五十年代的老公寓单元房。因为黄昆先生名声在外,在回国以后的几十年,常常处在各种风浪的顶端,有时捧的很高,有时贬得很低,他都是泰然处之,既不因走红而得意,也不因受贬而埋怨。他对自己要求极严,真正做到学而不厌;他对晚辈以诚相待,完全做到诲人不倦。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待人冷淡,没有人情味;和他相处越久的人,才越发感到它的一颗赤子之心,为人很是单纯。尤其是我们这些授业的学生,对他无不敬仰。

在写怀念黄昆先生的文字时,我必须谈一谈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英国人,中文名字叫李爱扶,和黄先生一起回中国后,相伴终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认为李爱扶女士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既有欧洲人的直爽性格,又有中国妇女相夫教子的传统美德。李爱扶女士在北大物理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她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她对朋友诚恳、助人的精神,都赢得了物理系同仁的敬重。她对黄昆先生的尊重,她的大度,令人赞佩不已。想一想看,黄昆先生决定不搬进舒适的专家楼,仍然住旧居,换另外一位太太会答应吗?学校把文革期间扣发黄昆的一大部分工资归还给他时,黄昆先生一文没要全部交了党费,作为一个非党员的夫人,李爱扶女士完全尊重丈夫的选择而没有异议,换另外一位太太做得到吗?为了住房和财产,夫人和子女炒翻天的事还少吗?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情形不多吗?对比一下就知道,黄昆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爱扶女士的人格是多麽高尚了。

黄昆先生调到半导体所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1994年我来美国,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黄昆先生。他晚年的情况,我不太知道,文字如有纰漏,只能请大家原谅。

黄昆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纽约)

 


http://v.ifeng.com/his/201101/b1d246ec-4491-45be-8bd4-23a1af9154a1.shtml

解说:这是以北大为首的五校联合半导体培训班毕业照,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骨干力量,黄昆将他和谢希德在这个培训班上的讲稿和论文进行整理,在1958年完成了一本专著,《半导体物理学》。

张树霖:你看这是1958年的书,它是这个时候讲的半导体物理学,这个,这个是当年的。我们国家那些,现在那些好多院士,都是读这个书出来的,这本书说实在话,当年在国际上写成这样的好像还没有。

解说:这本《半导体物理学》,是中国半导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著,黄昆一直想在中国建立起固体物理研究的阵地,这本书和他在五校联合培训班所做的一切,一点一点铺就了通向这个目标的路。

张树霖:60年代,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一共32项,包括像导弹、原子弹,这样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但是32项,第32项是基础研究。

朱邦芬:他跟谢希德一起就向国家建议,要开展固体能谱的研究,就原来他比较偏,一开始主要是培养人,是教学为主,后来慢慢觉得就是说你不光是教学,还要开展研究。

解说:196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固体能谱研究室和实验室,黄昆担任主任。

张树霖:我本人有幸,那时候把我调到那里去,当那个项目的行政秘书,我有一次就给他提出意见来了。我说领导让我来做这个事,我说你那些行政的事、跑腿的事就我来吧,我说你可以做的。但是黄先生他怎么说,他说既然是这样一个把固体能谱这个基地建起来呀,它比我个人写一两篇文章,对国家的贡献还大。

解说:黄昆兴奋不已,固体能谱研究室的成立,让他的固体物理学在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阵地,可是这个阵地远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坚固。1966年还是在颐和园路5号,一场风暴骤然降临,昔日平静的校园成了风暴的中心。

朱邦芬: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当时他们硬说黄昆参加了国民党,说他隐瞒了历史事实,就把他隔离审查,不让他回家了,相当于是劳改。那段时间,当然黄昆他非常不高兴了,回到家里跟谁也不说话,当时在挨整的时候,所以那种时候他们很担心黄昆会不会想不开呀什么,因为文革当中自杀的人还是不少。

解说:这场浩劫终止了黄昆所有的科研工作,1969年,他被安排到北大200号接受劳动改造,所谓北大200号是一个半导体生产基地,那时候他焊过塑料通风管,做过晶体管集成电路,黄昆不知道究竟何时才能继续他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男:请进,请进,这个办公室现在还是跟黄先生当年,就是用的时候差不多。

解说:这是黄昆生前的办公室,1977年黄昆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这次转折源于1975年,黄昆受邀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做的学术报告。

朱邦芬:当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是在半导体所工作,通过邓楠然后邓小平知道黄昆这件事了,所以1975年9月份,邓小平就讲到黄昆这个事情,说有的科学家学非所用,像他学部委员这样的人,应该让他发挥作用。说如果北大不要的话,科学院要,讲完没多久就批邓了,北大叫黄昆写文章要批判邓小平,说邓小平这番话是挑拨党跟知识分子关系。

解说:这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由当时的梁效写作组捉刀,以黄昆的名义公开。两年后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谈起了黄昆和这篇文章。

朱邦芬:在那次会上呢,我是听北大当时有个副校长叫沈克奇,沈克奇参加了那次座谈会,那次会上邓小平还问了黄昆的情况,问黄昆现在在哪,然后沈克奇说黄昆还在北大200号。结果邓小平说了,意思说了,黄昆当时写了文章批判邓小平,他说这个事情不能怪黄昆,当时我自己还批我自己呢。我以前说的话呢,还是有效的,应该请黄昆到科学院去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行政副所长。

解说:当时心里还对那篇署名文章内疚的黄昆,听到了邓小平的这句话,虽然有些犹豫,但是接下调令上任了,那一年黄昆已经58岁。

陈娓兮:他穿了一个他儿子的军装,穿了一个旅游鞋吧,就普通的球鞋,然后就去报到去了,门卫就给他拦住了,你是谁呀,你找谁呀?他说我是来报到的呀,他说我找王守武。王守武是他们原来的那个所长,就一个老的研究员嘛,结果后来打电话,王守武赶紧到门口来迎接,你们怎么不认识黄昆啊,黄昆从来没有打扮成西装革履的。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


简介
负责人情况
全所人数及职称、年龄分类
年经费总收入及来源
现有设备资产情况
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所发展情况简介


一、简介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在基础性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先进产品的开发和适用技术、产品的工业化转移等方面互相衔接,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为科研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领导班子思想解放,努力贯彻“科教兴国”的指导方针,积极探索改革经验,有决心把研究所建成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开放流动,竞争机制的基础性研究基地,为推动我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负责人情况

职务
姓名
职称
年龄
所 长
钱佩信
研究员
59岁
副所长
贾松良
研究员
58岁

陈弘毅
研究员
53岁
顾祖毅
教 授
58岁
王水弟
副教授
49岁



三、全所人数及职称、年龄分类

全所人数

126人

高级职称
53人
中级职称
26人
初级职称
23人
技术工人
24人
科技人员中
35岁以下42人
占41%

35~50岁21人
占21%
50岁以上39人
占38%
其中从事基础性研究人员85人
占83%


博士生导师:
李志坚、钱佩信、杨之廉、石秉学、李瑞伟、陈弘毅、周润德
教 授:
李志坚、钱佩信、杨之廉、石秉学、李瑞伟、陈弘毅、周润德
周育诚、贾松良

学术带头人(科研方向):
李志坚:
   深亚微米ULSI器件物理;
   微电子机械系统;
   神经源网络和模糊逻辑在微硅系统(硅系统集成)中的应用;
钱佩信:
   绝缘介质层上的硅材料研究;
   三维集成电路研究;
   激光退火,快速热处理;
   GeSi/Si红外探测器和HBT;
刘理天:
   微机系统(MEMS),集成传感器及新型半导体器件的原
理与结构,工艺与技术,模型与模拟
朱 钧:
   不挥发存储器电路制造与设计技术;
   新型半导体器件与器件物理研究;
陈培毅:
   深亚微米半导体器件,高速,微波及光电子器件,新型半导
体材料制备,特性及应用
李瑞伟:
   深亚微米工艺研究;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评估与诊断及几算机辅助分析;
   亚微米和深亚微米器件物理研究包括热电子退变效应研究和
特殊性能要求的研究;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防静电损伤研究;
蒋 志:
   从事2.0-um,1.5-um,1.0-um CMOS VLSI成套工艺技术
的开发及超薄氧化层等研究工作;
   0.8-0.5umVLSI成套工艺技术开发, 工艺模拟(TCAD)
和0.35um深亚微米器件工艺技术的研究;
王 勇:
   从事2.0-,1.5-,1.0-umCMOS VLSI成套工艺技术开
发及离子注入方面的研究工作;
   亚微米器件工艺技术研究开发,光电二级管探测器,硅微条粒
子探测器,及硅探测器与读出电路的单片集成等技术的研究;
陈弘毅:
   新电路型式;
   从算法到VLSI结构及实现;
   VLSI数字信号处理及在多媒体信号处理及信息安全等方
面的应用;
   系统的芯片集成技术;
石秉学:
   模拟/数字混合集成电路与系统,人工神经网络,模糊逻辑
及其VLSI实现和在模式识别(受写体字符识别和语言识别)
中的应用
周润德:
   数字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方法,特别是微处理器和微控制
器设计,RISC技术和嵌入式微处理器的设计和应用;智能卡技
术,包括卡用芯片的设计和保密算法及其集成电路实现;目前他还
进行有关低功耗低电压集成电路设计方法的研究;
沈延钊:
   开关电容滤波器设计与制造;
   A/D变换器设计与制造;
   高频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于制造;
靳东明:
   新型集成电路与系统研究和设计:
   电流形CMOS多值逻辑电路;
   模湖逻辑和模糊控制器及其硬件实现;
   单体模糊神经网络;
陈志良:
   MOS运算放大器,开关电容网络,有源滤波器,通信VLSI
   和模拟混合VLSI
葛元庆:
   VLSI和ASIC设计;
   门阵列和标准单元设计方法研究;
   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研究;
   IC卡的研究;
孙义和:
   ULSI/VLSI系统层测试方法学, 包括系统层故障模拟和测
   试自动生成,ULSI/VLSI可测性设计, 语言ASIC结构
   及其设计
杨之廉: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设计方法学研究:
   器件模拟;
   电路模拟;
   器件模型参数提取;
   深亚微米器件模型化;
   深亚微米电路互连问题;
魏少军: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研究,主要是数字系统高层综
   合技术,深亚微米VLSI设计方法和可靠性设计方法;
   通信系统ASIC设计,包括ATM/SDH中的各种ASIC
   设计,大型程控变换机用ASIC设计等;
贾松良:
   从事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的可靠性,热设计,封装方面的研究,
   以及双极型集成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顾祖毅:
   非晶态半导体;
   器件物理;
朱正涌:
   集成电路工艺;
   集成电路可靠性研究;
申 明:
   VLSI计算机辅助设计,包括版图编辑及验证算法与软件,器件
   模型及参数提取方法 



四、年经费总收入及来源

  “八五”期间,每年平均科研经费收入约800 万元人头费不计入在内)。其中:
“八五”科技攻关经费
约600万
电子部军事预研基金
约 20万
高科技863经费
约5万
攀登计划经费
约 20万
国家基金委重点和面上基金
约 50万
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
约 5万
学校科研基金
约 5万
横向协作开发经费
近100万


  科研经费收入中除“八五”攻关费中含少量开发费及横向协作费外,80%以
上经费为基础性研究经费。


五、现有设备资产情况

●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现有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
  其中:87年建成的独立科研和工艺试验大楼建筑面积约8千平
方米。
● 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净工作间面积约3000平方米。
  其中:超净级别10级 约 100m2
100~1000级 约1500m2
10000级 约1500m2
● 全所现有固定资产约4000万元人民币。
  具有1微米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成套工艺、设计、 测试设备及
用于微机械、集成传感器、系统集成研究等专用设备。
  其中5万元以上重要的设备约140多台、件。

  主要设备有:
(1) 5:1步进式光刻机
(2) 1:1投影式光刻机
(3) 涂胶显影系统
(4) SOG涂胶机
(5) 干法刻蚀机
(6) 刻铝系统
(7) 离子注入机
(8) 磁控溅射台
(9) 自动探测台
(10) 半导体参数测试仪
(11) 氧化扩散及LPCVD系统
(12) 超纯水系统
(13) 扫描电子显微镜
(14) XL-40 IMS测试系统
(15) SUN SPARC和HP9000等工作站 20台
各类微机 100台



六、主要研究方向

  微电子科学技术是当代高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信息技
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涉及电子学、计算机、自动化、光电子学
等尖端科学。可以预言,谁掌握了先进的微电子技术,谁就处于有
利地位,否则就会被动挨打,90年的海湾战争就是一个有力证据。
作为高科技的微电子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因此优先和快速发展微电子科学技术早已成为各发达国家的基
本国策。我国的微电子科学技术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各相关的基础
工业与技术也较落后,因而造成与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跟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应该集中力量大力发
展微电子科学技术这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

  “六五”至“八五”期间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
级重点科技攻关任务、高科技863项目、攀登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基金项目、电子部军事预研项目等,取得国内
一流的研究成果,研究队伍的实力和水平及学术地位属国内前列,
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目前已形成如下几各主要研究方向:

(1)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设计方法与系统集成技术
●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集成的基础研究
● 模糊逻辑与神经网络集成电路技术研究
●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研究
● 信息处理系统和多媒体技术的集成化及其专用芯片设计
这方面承担的国家重点任务有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电
子部军事预研项目、“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列入“九五”科技攻
关项目。
(2) 器件物理与新电路结构、新材料、新器件研究
● SOI深亚微米器件结构、工艺及物理研究
● GeSi材料及其器件研究
● 微电子机械系统研究
● 智能化集成传感器研究
● 低温器件等技术研究
这方面承担的国家重点任务有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科
委攀登计划、“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列入“九五”科技攻关项目。
(3) 先进集成电路工艺技术研究
● 1~1.5微米CMOS成套工艺技术研究
● 0.3~0.5微米工艺技术研究
● 研究开发新型 IC 工艺技术,包括 BI CMOS、 E2 PROM 、
FLASH/EPROM、数模混合工艺等
这方面承担的国家重点任务有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
“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列入“九五”科技攻关项目。
(4)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开发
  包括0.6~0.8微米的兆位级FLASH/EPROM和5 万门门阵列电路
研制;“金卡”工程 E2PROM 电路;工控、通讯用RISC微处理器电
路;各种语音及通讯专用电路等。
这方面承担的国家重点任务有“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列入
“九五”科技攻关项目。



七、研究所发展情况简介

(1) 基本情况
●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科研机构, 是
国家微电子北方研究基地的主要组成单位,也是培养高质量微电子
科技人才的场所,是微电子专业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点。所内设有
专门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器件物理研究室、IC设计研究
室、IC工艺研究室。全国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李志坚
教授为学术委员会主任。
● 历年来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如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与各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均属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国家
资助下,1988 年建成了国内第一条1~1.5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工艺试验线,90年首次正向设计和研制成功1兆位汉字ROM,
集成度达106万个晶体管,标志着我国的微电子技术跨上了1微米级
新台阶,为打破当时国外封锁和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贡献。目
前已经具备进行CMOS类型、单双层多晶工艺、单双层金属铝工艺及
E2PROM等特殊工艺的研究和加工能力。
(2) 基础性科研成果
● 通过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任务, 取得一系列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历年来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三等
奖1项;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1项;获得国家教委、电子部、北京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二等奖11项。
●每年在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及一流刊物发表论文50~60篇。
● 对SOI技术和三维集成电路(3DIC)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研制
成功国内第一个三维集成电路。
● 在微机械领域取得多项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率先在国内
研制成多种新型微机械,包括最高转速达14,000转/分钟,实现片
内闭环控制、结构独创的硅微静电马达;可广泛用于弱流体流速测
量的硅微转子流速计及集成微型泵和微麦克风等。
● 相继试制成功具有很高灵敏度的温度、磁场、压力、 触觉
等多种集成传感器(Integrated Sensors)。
● 在模糊逻辑(Fuzzy Logic)、多值乘法器(MVL)、 人工神经
元网络(Neural Network)等系统集成基础研究中已获得一批具有国
际水平的成果。
● 研制成功的硅微条粒子探测器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用于VLSI的红外快速热处理技术(RTP)获得中国和美国专利
五项,并被授予国家发明二等奖,以此项专利技术研制的专用红外
快速热处理设备已被国内广泛应用,并开始销往海外。
● 代表国内微处理器最高水平的32位RISC芯片设计已经完成,
标志着我们已经掌握了32位RISC芯片的设计技术,有能力使用该技
术设计各种专用RISC微处理器。同时有很大市场前景的8位RISC 微
控制芯片已经研制成功,将在家电和工控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 1微米级万门门阵列电路研制成功,此项技术是专用集成电
路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大大加速 ASIC的设计和制造周期,
并降低成本,将在很宽范围内满足国内各种档次专用集成电路的设
计需要。

(3) 人才培养
● 博士生导师7名,拥有优良的实验室和教学基地,研究生培
养与导师的基础性研究课题紧密结合。

  本科生专业名称:微电子学(Microelectronics)
  研究生专业名称: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
(Semiconductor Device and Microelectronics)
●可授与学位的学位名称
  学士学位:微电子学(Microelectronics)
硕士学位: 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
(Semiconductor Device and Microelectronics)
博士学位: 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
(Semiconductor Device and Microelectronics)
● 84~94年微电子各个专业毕业生近800人。
   其中:本科生 605人
硕士生 130人
博士生 33人
● 每年招生各类学生情况:
      本科生 60人
      硕士生 15人
      博士生 10人
      博士后 2人
●现有在校学生:
本科生  共计:221人(其中双学位3人)
微1 32人
微2 33人
微3 57人
微4 45人
微5 54人

硕士生 共计:36人
硕三 6人
硕四 15人
硕五 15人

博士生 共计:40人
          博一    9人
博二 5人
博三 7人
博四 11人
博五 8人

● 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供不应求。
    近年来毕业生主要分布:
    国内一流大学;
中国科学院专业研究所及国内主要研究机构;
    国内主要集成电路工厂和公司;
    美国、欧州、日本、新加波、香港等大学、 公司及研究机
构。
(4) 国际交流:
● 微电子所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每年有数十次、 上百名国
外同行来所参观访问和讲学。我所已接受十多位国外学者来所进修,
微电子专业还陆续招收了11名外国留学生。国际著名专家、美国加
州 Standford University 达顿教授和 UC Berkeley大学葛守仁教
授、胡正明教授为我所的客座教授。
● 我所对外学术交流、技术合作也十分活跃, 每年有十余名
专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国讲学,并在国外重要学术机构中或国
际学术会议上担任职务,亦常派出专业人员到国外作短期合作研究
或学位进修。
● 目前已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 公司建立了
科技合作关系,并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其中包括:
美国:UC Berkeley
Standford University
UCLA
IBM公司
MOTOROLA公司
日本:东京大学
上智大学
东芝公司
德国:固体技术研究所
集成电路研究所
荷兰:Delft大学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高能物理所
香港: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城市理工学院
香港大学
澳门:澳门大学
(5) 国内IC骨干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项技术和产品已实现向产业界
的技术转移,在科技面向经济建设,发展自主技术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进
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在基础性研究、应用技术研
究、先进产品的开发和适用技术、产品的工业化转移等方面互相衔接,形成较
为完整的科研体系,为科研机制的进一步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领导班子思
想解放,努力贯彻“科教兴国”的指导方针,积极探索改革经验,有决心把研
究所建成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开放流动,竞争机制的基础性研究基地,为推动
我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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