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 ʘᴗʘ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ʘᴗʘ 张一鸣 ʘᴗʘ 钱颖一 育才压倒育人
【从第一原理出发】学会从第一原理出发,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有创造性的开题,而且还可以导致新的思路和科学发现,埃隆·马斯克[1](Elon Musk)非常推崇“第一原理”,他特别强调,原始的创新不同于简单的模仿,往往需要回到“物理学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physics)去思考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不要单一地跟着所谓的大趋势走。从物理学第一原理的角度来讲,并不是通过类比去论证,而是通过所有你认为最本质的元素去推论。这样一来你可以分辨出哪些是你应该做的,哪些只是你跟随别人的脚步在做的。当然,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如果你想尝试新的事物,这是最好的办法。就象物理学家研究量子力学那样去思考问题,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方法。
钱颖一采访马斯克的时候[2],马斯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可以看看前人在重复使用方面的努力,比如太空梭或俄罗斯暴风雪计划,这些重复使用的努力并未降低太空飞行的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每艘太空梭的成本大约是每年10亿美元,这比同等档次的火箭贵多了。所以,人们看到这个,就会觉得非但没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那么,到底应该花费多少才合理?如果仅仅看看过去的这些造价,然后就以此作为现在去火星火箭飞船的造价,那就是没有从第一原理出发。如果站在第一原理的角度,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事:火箭的组成材料是铝、钛、铬镍铁合金、碳纤维等元素,你可以确定建筑火箭需要他们的重量,把它们堆成一堆放在房间里,然后象变魔术一样把它们变成你想要的物理形状,这就是他们的成本,就可以确定实物的最低造价。如果你真能够这么干,你就会发觉原材料与制造的成本对于确定火箭用完就扔还是重复利用所产生的成本微不足道,只占总价的百分之几。所以,关键在于如何高效地重新组合这些原材料,变成你想要的形状。……”
如果你真的想独树一帜、富有创意,我们就要从第一原则出发去思考,一切都要回到根本上来,否则我们只是简单地以此类推,做一些小的变化。[1] 70后,SpaceX的CEO兼CTO、Tesla(特斯拉公司)的CEO、PayPal(美国的“微信支付平台“)创始人。
[2] 钱颖一对话马斯克,清华大学 2016年1月25日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SpaceX,Tesla,SolarCity, Paypal,这些个行业非常不同,但是一点都是共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他看来,对人类做一些积极有用的事情,是自己的人生目标。
上个月清华校庆,在清华尬舞引发众人吐槽时,还有一个人却因为低调上了热榜。有网友在清华校园,拍下一个骑着自行车参加校庆的身影。后来被证实,这个穿着西装,骑着自行车的人,正是钱颖一教授。
钱颖一是谁?
他最有名的头衔,大概是2006年~2018年,连续12年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可更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65岁的经济学博士,是高考恢复后的首批大学生。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先后取得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再转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还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02年,钱颖一带着一大批海归经济学教授,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被钦点担任院长后,钱颖一提出了自己的愿望:“为中国培养出一流的经济学人才”。在担任院长的整整12年,他没带过一个博士生,没申请过一项科研经费。钱颖一教授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育改革上。卸任院长时,他表示:“这是我人生职业生涯深感自豪的12年。”
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称得上功成名就的人,却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参加校庆。
也难怪有人感慨:“这才是清华大学的颜面和体面”。当然,视频上热门后,还是不免有很多喜欢挑刺的人,自以为是地评价“这说明他家离清华大学很近,骑自行车就能到,家里什么条件还不清楚吗?”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但却看得太表面,且酸味太浓。谁规定住得近就一定要骑自行车?真正喜欢排场的人,走段山路都恨不得铺上一层红毯。更何况,一个在清华大学任职十几年的人,有套离得近的房产,又有什么值得忿忿不平的呢?古语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以万物为参照,可洞观一己之不足。”
那些真正有学识有涵养的人,从不会刻意炫耀。相反,他们往往是最没有身份感的人。
这个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的教授,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
【平台公司】未来的公司有一种叫平台公司,它是一种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基础设施,比如高铁,难以想象,如果现在没有了高铁,中国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比如电力公司,如果上海市电力停摆一天,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平台公司就是很多人依赖这个平台得以生存,如果这个平台不稳,社会生活就出现动荡,张一鸣的抖音公司,马云的淘宝和支付宝都属于平台公司。社会基础设施是不可缺的设施,它相当于人的温饱关系到人的生存,如果淘宝出了问题,问题就大了,很多人会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社会就会开始动荡。
由学科引领到科技引领、然后又够过渡到应用引领,是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应用和平台引领是一种社会责任,而科技引领仅仅是一种科学和技术的研发,团队与社会效应不强,而学科引领则是传统高等教育的基本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科技引领的需求,更不能满足平台引领的需求。党中央的这一系列指示就是对高校教育予以引导,尤其是对研究生教育,要培养创新性的、引领性的平台性人才,要承担社会责任。
80后的张一鸣毕业于南开大学,他创立了dancebyte字节跳动公司,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都是他们公司的产品[1]。一家2012年成立的年轻公司,在互联网巨头垄断的缝隙当中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家公司的特点很鲜明,就是工作与生活合一,而不是把工作与生活分开来:大多数其他的公司到周末了你常常会想,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而到了周一你会想,又要上班了。而这里不是,让你觉得有家的味道,是与早期的谷歌非常类似的一种公司文化。
首先是平等。如果你去过“字节跳动”,你会发现他们的部门负责人甚至是更高级别的管理层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大家就在一个大间里办公、每人一个工位。员工的工号是随机的,如果你仅仅看工号,你分不清楚谁是老员工、谁是新员工、谁是实习生,这个做法就是希望内部不要有层级的概念。
其次是贴心。公司一日三餐免费提供,吃的菜是专门跟农场合作的,可能前一天菜还在地里边,第二天就在员工的碗里了。员工在公司随便免费吃零食,而且零食的分配都有大数据的,行政会根据不同办公区域这些员工的喜好来分配。
第三就是办公挫折感少。最让员工难以割舍的是他们内部的协同办公软件“飞书”,全球5万多个员工主要靠这个产品展开合作,你不用非得线下找一个办公室,打开飞书,立马在线视频会议,这个软件能够做到一边开会一边在线协同处理文档,相当于视频会议的时候,大家能够在一个黑板上笔笔画画的。
像抖音这样,做产品的能够抓住用户的需求,做管理能够抓住员工的需求,非常能够吸引现在的90后。现在的年轻人工作追求高薪是一方面,不用拍马屁,不需要学职场情商,不需要毫无意义的折腾,和同事合作能够高效务实,这些可能更被90后新人看中。
张一鸣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创业者,包括他对“成功”一词的看法也跟这个时代众多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大相径庭,这有点像比亚迪的王传福,他们不太喜欢聊公司未来是否上市,也不喜欢聊公司会通过何种方式盈利,你似乎很难从他们身上找到对金钱的那种渴求,能够做对用户和社会有益的事情才能令他们兴奋,他们是自由纯粹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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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曾经说过 解放之后中国的教育水准比民国的时候是降低了、落后了有没有道理呢 是的 解放之后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教育水平提升了 识字率提升了 文盲率降低了 共产了 共同富裕了 “共产主义”了 这个成绩是必须肯定的 但是精英教育的水平降低了我们培养不出精英来培养不出诺贝尔的获得者 培养不出著名的学者 因为我们追求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 而不是在追求精英教育 这种整体教育的理念与方式 自然是不会 培养出精英的 钱先生的担心是应该的但是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为什么要培养精英呢 没有必要
作者 钱颖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 不出杰出人才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育才压倒育人 忙、茫、盲 学分绩导向变相缩短学制 焦虑、纠结、内卷 大学如同高中 研究生研究什么 均值高、方差小 对国家有用的人追求vs以人为目的的价值人与才 市场和政府的评价体系
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两个著名的钱氏问题:一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另一个是钱理群之论:中国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颖一教授在最新出版的《大学的改革》(五卷本)中,将上述两个钱氏问题进一步具体化为当前中国大学学生培养中的七个普遍现象和七个重要权衡,并追溯到市场和政府的评价体系以及“育才”压倒“育人”的状况。
现象一是忙、茫、盲(忙碌的忙、茫然的茫、盲目的盲)。清华学生生活的首要特征是忙碌,课程多、作业多、活动多,普遍反映比高中忙。忙碌之后是茫然,不知所措,不像在高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茫然之后是盲目,盲目地听辅导员的话,盲目地跟随学哥学姐的脚步走,因为他们是过来人,又住在楼上,可信,可学。虽然忙碌和茫然是各国大学新生的共性,但是盲目则是我们的特色。
现象二是学分绩导向。学分绩一直是学生关注的问题,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严重。学分绩(GPA)导向有其自身逻辑:各种评奖、推荐读研究生、找实习、找工作,都很难逃避学分绩,因为它可度量,可比较。在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中,只有用这样的指标才是公平可信的,操作成本最低的,如同高考总分、GDP一样。无论我们怎么努力矫正这种导向都效果甚微,感到无奈。
现象三是变相缩短学制。这表现在学生在大学前两年或硕士第一年选课非常多。这样本科用2.5-3年时间完成4年的学分要求,硕士在1年内完成2年的学分要求,留出时间或去实习或去工作,或去读第二学位或辅修。变相缩短学制的后果是学生总是处于仓促、匆忙的学习状态,根本谈不上 “从容”,这与国外学生通过 “间隔年”(gap year)变相延长学制的做法形成对比。
现象四是焦虑、纠结、内卷。内卷这个词近几年流行,并没有出现在这套书中。但在我参加的 “下午茶” 中学生反映的焦虑状态与日俱增。焦虑导致纠结,什么都不想失去,发展趋势直指内卷。所谓内卷,就是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收益越来越小的事,比如刷题、刷学分绩、刷实习。学生不得不“卷”是怕失去更多。内卷挤掉了学生做更有意义事的时间,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
现象五是大学如同高中。过去是说大一就是高四,现在是说大学如同高中,就是大二以后也像高中。这反映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学生不能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这从学生自己对海外交换学习的反思中可以得到印证:去海外学习的意义,不在于学习到了更好的课程,而是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真正体验到了大学如何不同于高中。
现象六是做研究的困惑。研究生研究什么?好学生往往是学的多一些,早一些,深一些,他们会做题,会考试,但是不会做研究。海内外教师对我们学生较为普遍的评价是出色的 “研究助理”,但做独立研究却没有 “入门”(clueless)。这在社会科学尤其突出。即使理工科,学生虽能发论文,但多是导师给题目,学生做实验,也非独立研究。
现象七是均值高、方差小。这是我对中国学生特点的一个概括性描述。我们的教育方式使得学生的基础知识训练扎实,整体水平较高,即所谓 “均值高”。但是学生同质发展,冒尖学生少,如顾明远先生所说,有高原无高峰,即所谓 “方差小”。清华集中了全中国最有才能潜质(raw talent)的学生,但是他们中出现的突出人才少,创造性人才少,不能不是我们的忧虑。
以上是我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到的七个普遍现象。这七个现象在第四、五卷中反复出现,具有一般性,不仅是经管学生,在清华的其他院系学生也是如此。
权衡一是思维与知识。在大学当然要学知识,但在大学更重要的是培养思维能力。学习知识的能力,在我看来,教育学生会思考是大学与高中的根本区别。为此,大学要创造宽松环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杨斌老师在经管学院一直主导讲授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CTMR)课,就是学院的一项关键举措。不少经管学院毕业生反映CTMR这门课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权衡二是通识与专业。通识教育被高度重视,但是很难落实。这其中既有学生的现实考虑,也有教师的认知偏差。专业教育侧重知识的技术性和实用性,可以说是为找第一份工作做准备。通识教育侧重知识的基础性和哲理性,是为了搅动学生的思想,唤起学生的才智,开阔学生的视野,点亮学生的心灵,是为学生的一生做准备。我在2009年请彭刚老师为经管学院开设 “西方文明” 课,现在他在学校分管本科教学并推动通识教育,他很体验到其中的困难。
权衡三是个性与从众。从众是追随和追求他人和社会的认同,这是需要的。但是完全从众就会导致学生同质化发展。经管学院提出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之路。白重恩老师曾经分管过学院教学,非常强调给学生留出选择空间,希望他们能够个性发展。同时我们也发现,当选择多了以后,一些学生却选择从众,选择内卷。这说明个性发展真不容易。
权衡四是无用与有用。“知识就是力量”是因为知识有用。现在知识的有用性越来越多地被视作短期有用,对考试、对推研或出国、对实习或找第一份工作有用。短期有用当然重要,但是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可能是对找第四份工作有用的知识,甚至是对一生有用的知识。“无用” 知识的有用性很动听,但很难作为行动的依据。钟笑寒老师长期讲授本科生基础课程,现在还在经管学院分管教学,他对学生的“有用”“无用”观念深有体会。
权衡五是好奇心与功利心。功利心是基于结果的动机,对结果的度量是 “成绩” “成功” “成就”。功利心人皆有之,不可或缺。但是学习和探索还有另一种动机,就是人的好奇心的满足,是不在乎外在结果的动机。缺乏好奇心,特别是缺乏 “智识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是人的创造力不能被激发的重要原因。人生来就有好奇心,但是它容易被后来的功利心所取代。朱邦芬老师多年主持物理系、理学院、学堂班的工作,对此有很多观察和论述。
权衡六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就是高效率地把学生培养为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是追问人生价值,追求以人为目的的价值,并通过教育使得学生获得自由、快乐、幸福。工具理性是现代繁荣的基石。但是,如果只有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不考虑现代繁荣带来的后果,教育的价值就会被质疑。石中英老师研究教育哲学,对此有过不少探讨。
权衡七是人与才。这是大学教育中的根本性问题。大学教育的使命是人才培养,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重视 “才” 而轻视 “人”。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成为有用之才,更要培养学生成为文明之人。育才的期望是多出杰出人物,而育人的核心是人的 “三观”,即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精致的机会主义者都是有才的,不过他们的三观就有问题了。“育人” 与前面讲的六个权衡中的前者都有关,也就是思维、通识、个性、无用、好奇心、价值理性。
那么这七个普遍现象和七个重要权衡中的偏颇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判断是,七个普遍现象有共同根源,可以追溯到市场和政府的评价体系及基于此的竞争,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评价的薄弱。而七个重要权衡中的偏颇也有共同本源,可以归结为 “育才” 压倒 “育人”,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愿景的缺失。
虽然教育不能脱离市场和政府,但是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同于经济之处就在于市场和政府这两个维度之外的第三维,就是教育内在的(intrinsic)评价和愿景这个维度。经济学对研究教育问题有帮助,但是教育逻辑与经济逻辑不完全相同。在我看来,这个教育的第三维就是教育逻辑不同于经济逻辑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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