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了:

 轶事:
林彪,小平,毛先生和蒋先生周先生

 

中国人和中国思想


 

人生,爱,心


 

 

关于客观的评价那个时代、那些人

蒯大富、张铁生,也想到现在的薄先生和刘先生,当年的邓先生。。。历史也自有公论。

本页内容:蒯大富的生活与智慧与错误 采访蒯大富 张铁生生平 姻缘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范景刚就张铁生《卫报》采访 黄帅今夕

 

蒯大富也不是完全的坏人

看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高调现身清华的消息,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蒯大富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蒯大富言论点滴:
 
一、“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1966年6月,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薄一波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过一场辩论。  薄一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盛气凌人。蒯大富。“蒯大富。” 大富一点也不怯场。薄一波:“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 没有想到蒯大富从容不迫,理直气壮的回答: “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群众鼓掌,老爷子愕然。知道了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
 
二、“我站在主席后边” 19 66年9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特意将蒯大富叫到跟前要蒯大富站在他身边,对其说,“蒯司令,你是愿意站在我的左边还是我的右边?” 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左边,林彪就要往下挪一个位置;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右边,周恩来就要往下移动一个位置。蒯大富回答说:“主席,我既不站在您的左边,又不站在您的右边,我站在您的后边,紧紧地跟着您前进!” 蒯大富即没有排挤林彪又没有排挤周恩来,还博得毛泽东的欢心。蒯大富的聪明与敏捷由此可见一斑。
 
 三、审判台上风度翩翩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蒯大富案。在被审席上,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蒯大富被审判的风度,打动了电视机旁一位叫罗晓波的、小他17岁的女研究生的芳心,待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罗晓波辞去公职,只身跑到大西北,向刚出狱的蒯大富求婚。
 
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蒯大富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2004年,蒯大富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蒯大富回答:“从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五、青铜峡我的第二故乡 1968年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蒯大富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蒯大富下海后定居深圳,还经常带着妻子罗晓波和女儿蒯小穷回青铜峡探望。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 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六、出狱后首先想到的是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近二年流行当年的红卫兵向被他们整过的老师、同学道歉的风潮。其实,最早看望被整老师、同学的是蒯大富。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后,主动去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甚至去看望审判他的法官。蒯大富认识人很多,在铝生意很不好做的 时候,蒯大富走到哪里,第一把手都乐于接待他,都照顾他的生意。后来,蒯大富离开了青铜峡,许多企业都看中了蒯大富这棵摇钱树。1994年,蒯大富落户深圳,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不管是过去支持他的还是过去反对他的,人人买面子,很快蒯大富就成了百万富翁。
 
七、 “六十大富 ” 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祝,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蒯大富六十大寿时,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联是:“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横批为“六十大富”。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蒯大富生平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采访蒯大富

作者:田炳信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8-3-5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有人断言在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个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更是一条采访的至理名言。

人和人本来就没有离得多远,如果扯得荒诞一点,英国动物学家马特·里德利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个人都有父母两人、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高曾祖父母……只要上溯三十个年代——约在1066年,一个人就有大约十多亿的直系祖先。可是当年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少于这个数目,所以其中许多人可能当了你的祖先两次到三次。如果像我一样你是英国人,很可能1066年的几百万不列颠人,包括哈罗德王、征服者威廉、一般的仆妇、最卑下的奴仆(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女当然除外),都是你的直系祖先。所以除了最近移民的后代,今天每个不列颠人都是你的远亲。目前所有的不列颠人,都是三十个世代以前同一批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人性具有共同之处,不容怀疑。

蒯大富距今28年前,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恐怕不知道蒯大富的不多。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在瞬间像经过了高速的政治过山车后的人,更是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种沉沦后的口哨,那别有一番意境。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那个我给你看看……,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你拒绝了?

蒯大富:拒绝了。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如果我要找采访,那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两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豪气冲天的人会比胆小如鼠的人胆子还小。一种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自终个性得到了极大发挥;相反,还有一种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三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这个是你呀,当年很瘦。

蒯大富:瘦得很。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有朋友帮我保存的,保存了三十几年。

田炳信:你交给他保存的是吧。

蒯大富:不是我交给他,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的,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

田炳信:这是当年的陈永贵吧?

蒯大富:是陈永贵。老田,你今年有四十岁吧?

田炳信:我今年四十八。

蒯大富:那对文革时期的事你应当还记得一点点。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我听说过。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户口直到这个月,8月份才刚刚调进来。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就可以进来,在深圳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十万以上,我一年交三十万、四十万,够了;但就是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蒯大富:现在刚刚办进来。

田炳信:你的办了没有?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的现在还没办?

蒯大富:对呀。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的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当然后来也有写的,我这个算比较早的。十五年前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搞了3篇国内动态清样,现在出,当时提的观点还没过时。

蒯大富:全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我这个调查中非的贝宁、北朝鲜,加中国。但是那两个国家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没有超过中国。你也是46年生吗?

蒯大富:45年。我63年入学的。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既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我爷爷新四军,我爸爸共产党员。

田炳信:也是共产党员的后代啊。

蒯大富:要不当年怎么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那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你现在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这个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都有。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写个回忆录,怎么不写呢?那咱们聊聊吧。文革到现在是38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是当年的大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是公正的也好、不公正也好,一路走过来,再看文化大革命,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看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它。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那你从21岁开始,应该讲也是个年轻人,我们自己也从那个年龄过来,回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这种感觉有没有?

蒯大富:我们自己并不后悔。这个事情要说的那么清楚也很难。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这又两回事。我也是“5·16”分子。

田炳信:把你也搞成“5·16”分子了?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说十五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那聂元梓呢?

蒯大富:聂元梓也十七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当时是谁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还是邓小平了。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话,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前段去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审判长。审判长一直护着我,非常好的一个人。不是他要多坐八年。

田炳信: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

田炳信:秦城吗?

蒯大富: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比较客气。我为什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的东西,怎么可能反革命?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当时四百多人旁听,四台摄像机,录像带子在档案馆保存,我去要,他们不给我。后来他说: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我说:我啊,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撤消起诉。

田炳信: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大富:八百多人。

田炳信:公开审判是吧?

蒯大富:公开不公正。

田炳信:起码人多,显示公正。

蒯大富:更不公正。当庭已经被完全驳倒了,但还是强判,你说公正不公正?就这么回事,你怎么可想象?很难想象的,但是在我身上偏偏就发生这样的事。

田炳信:判了以后,打个比方,判了17年吧,以前积压的时间他算不算?顶不顶刑期?

蒯大富:当年处于不自由状态,要顶刑期。要不顶刑期的话我还要多做八年。

田炳信:顶了八年,实际上从83年坐到93年?

蒯大富:78年被抓,83年审,从70年到87年,17年。

田炳信:那你们班是68年分配走的?

蒯大富:对,我们班68年走的。70年的时候北京选人大代表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名我当人大代表。

田炳信:你毕业分配有没有给你分啊?

蒯大富:分了。

田炳信:分到哪里?

蒯大富:分到宁夏。

田炳信:当时你作为一个21岁的大学生,在66年,毛在中国大地已经被神化了,多数文革中的同志把他推到了顶峰。

蒯大富:这个是肯定的,毛被神化了这个是肯定的。

田炳信:你当时见到他时的心情和感觉是什么?

蒯大富:和老百姓一样,真的是像见到神的感觉,很激动。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威望现在是不能想象的。

田炳信:你当时跟他握完手回来,有同学和你握手吗?

蒯大富:有啊,当时就这个情景,完全就跟活佛摸顶一样。到这种程度。

田炳信:你接触以后对毛主席的印象怎么样?

蒯大富:刚才你说那个利用啊,上当啊,一点没有。

田炳信: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你怎么看毛?怎么评价毛?

蒯大富:我不是很同意那个上当受骗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利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他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共产党政府。

田炳信:毛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人的激情、热情,后来我发现,“四五”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好,都是青年学生干的活。我们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这样过来的。他把这个火烧起来以后,刘少奇被打倒,我要烧掉的内容之一烧完了,他会不会觉得潮头的人物、风云人物再往前冲,他必须把你砍掉,让这个火慢一点。我看过大兴安岭的火灾……,就我们老百姓讲叫“杀鸡给猴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家、军事家是很残酷的,他很多东西是不会给你讲白的,全凭你的悟性。你哪一年放出来的?

蒯大富:87年嘛。

田炳信:算彻底放了是吧?

蒯大富:刑期满了。

田炳信:当时在什么县?

蒯大富:共和县。叫唐格木监狱,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

田炳信:包括刑事犯?

蒯大富:大部分刑事犯。

田炳信:参加劳动吗?

蒯大富:不要。

田炳信:不要劳动?也见不到其他人?

蒯大富:对,我们一人一个院。

田炳信:待遇还不错?

蒯大富:待遇还是很好的。

田炳信:都吃得饱吧?

蒯大富:吃得很好的。有书看,报纸也有。

田炳信:还是你要看什么书让人带进去?

蒯大富:有书看。你只要把心情稳定住。你能把心情稳住的话,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田炳信:我曾经说中国有三所大学:一个叫中国社会大学;一个叫解放军大学;一个叫监狱大学。你上了两个。

蒯大富:把英语学会了。我原来学的俄语。

田炳信:把英语学会了是吧。

蒯大富:也不能叫学会,拿字典能看。

田炳信:像你们这一代人有没有感觉生错了年代?

蒯大富:我这方面感觉一点没有。说实在我们还挺骄傲。

田炳信:遗憾呢?

蒯大富:那总会有的嘛。

田炳信:如果中间不发生文革,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蒯大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件事,那我至少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工程师。在核电站。

田炳信:搞原子弹。

蒯大富:对,搞原子弹。

田炳信:我原来在核工业部202厂长大的,在包头,11岁时目睹了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卧轨自杀的现场。

蒯大富:你哪年生?

田炳信:我56年。你大我11岁。快进入耳顺之年了。别人骂我们我听起来也很舒服了,这就是耳顺。天命的感觉呢,我差两年就天命了,天是无限,命是有限,有限的命离无限的天越来越近,天是凝固的,命是运动的,就是这种感觉。就知天命了。

蒯大富:非常正确。

田炳信:没听过这种解释是吧。

蒯大富:没有。

田炳信: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大富:对。

田炳信: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什么呢?

蒯大富: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多大时候的?

蒯大富:前三、四年的时候。今年刚刚十五岁嘛。我就跟她说:爸爸当年上清华,6年没花掉1000块钱,六年啊。她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都不够。

田炳信:当时花1000块也算很多了。

蒯大富:不用,不用,哪用1000块。6年都没有,有助学金嘛。助学金国家给,不要家里掏钱嘛。我女儿说:那谁让你生在那个时代。

田炳信:另外你觉得中国这个封建色彩就现在来看还浓不浓?

蒯大富:不是一星半点。始终提不上去。保持经济发展,又不能有大的突破。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什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田炳信: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你怎么看?

蒯大富:长足进步。但是,真正要想长治久安,恐怕还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炳信:必须得搞?

蒯大富:必须得搞。

田炳信:如果你原来有过一些理想,或者你现在的人生理想,我想这种理想应该是社会不断进步。

蒯大富:这个我非常相信。非常相信。

田炳信: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读书吗?

蒯大富:很喜欢读书。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读书。信息量太大,弄不过来。各种杂志,国外出的各种书,每天晚上都忽忽悠悠的,读完了才睡觉。量太大了,你不读根本就不行。

田炳信:现在这个公司,你是老板,还是跟别人合伙?

蒯大富:合伙。一个音响专家和我在一起。

田炳信:他就帮你管技术吧。

蒯大富:人家技术可不是一般技术啊。

田炳信:他出不出资呢?

蒯大富:他出全资。我就出蒯大富。

田炳信:所以你的名字还是无形资产哪。那你现在是拿分红还是拿工资?

蒯大富:又有工资又有分红。工资是每个月几千块钱,分红很大的,我们各占50%。

田炳信:你自认是商人吗?

蒯大富:我始终不承认我是商人。只是挣钱,养家糊口。

田炳信:如果现在给你自己挑一个职业。

蒯大富:我想旅游。我老婆老说我不喜欢大自然,我说我要喜欢大自然,你们娘俩得喝西北风。

田炳信:跟江青打交道那人霸道吗?有外面说的那么厉害吗?

蒯大富:很有修养。后来这是胡说呢。1992年,我下海到山东,当时山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到我蓬莱那个村里去,他说过几天有个外国记者来采访你,你可别乱说啊。我说你放心,外国人我见多了,不会乱说的。这是任务啊。实际上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采访的。后来真来了。两个日本记者跑到山东去了。那个日本记者一口气就问了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曾经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触,你对江青女士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讲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曾经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在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全是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

田炳信:你怎么给他回答的?

蒯大富:我说先回答你江青女士的问题。江青女士在我的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我说到什么程度呢?你都难以想象。有一次开会的中间,江青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她就把我叫过去,让我跟她汇报清华大学革命的情况。她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汇报过程中,她那个护理给她打开头发梳头。

田炳信:有头发吗?

蒯大富:外间胡说八道。非常漂亮的乌黑的长发。给她梳头,按摩那个意思。她治疗癌症的时候化疗嘛,耳朵听力受了影响,头发一打开就更听不到了,头发那么厚,怎么听?她就一把抓着我坐到她旁边,贴着她耳朵说话。所以我说,公正地讲,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当中,尤其在女同胞当中,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

田炳信:她写一手好毛笔字。

蒯大富:对啊。她的马列水平、她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都很高,哪怕她的书法,完全可以乱真的,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说,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解释,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毛泽东伟大领袖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那就说明江青确确实实有过人之处。但是江青有她的缺点,毛泽东主席曾经批评过她,“缺少自知之明”,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她确实想当中国的领袖。这与她的德和能还是不相衬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后面的悲剧。日本人在《每日新闻》上一个字不落地全给发出来。

田炳信:这哪年的事?

蒯大富:92年。

田炳信:没惹来麻烦吧?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蒯大富:当时北京市大部分领导都被打倒了,司令员啊什么的,北京举行外事活动怎么办呢?就剩我们这些人了。周恩来第一桌,我们就第二桌。比较荒唐的东西。我们不是经常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嘛,经常就大帮哄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炳信:灶底抽薪。

蒯大富: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这是根本就没答复的答复。怎么办呢?那我在第一线工作,既然让我相机行事,那我就相机行事吧。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炳信: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大富: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炳信: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大富:我们都见过。学生吃饭她还给学生打饭。清华的都见过。所以当时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他们工作组一进校以后,立刻就恢复秩序,说实在的也没错。我和刘少奇也没矛盾是吧。他那个修养啊,你怎么可能想到他可能犯错误呢?根本没想过。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容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你要给共产党提意见……

田炳信:你就找死吧。

蒯大富:那就要整你了。我们就真给工作组提意见了。

田炳信:你当时在班里是什么职务?

蒯大富: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组长。

田炳信:班里就有文革小组吗?

蒯大富:对啊,每个班都有。我之前是清华大学广播编辑组组长。

田炳信:舆论工具啊,笔杆子。

蒯大富: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什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大几?

蒯大富:大三哪。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炳信: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大富: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炳信:你还不知道?

蒯大富: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田炳信:就是和毛主席握手那次?

蒯大富:那是后来了,很晚了。这个时候反革命还没平反呢。


张铁生生平 人物解读张铁生

张铁生在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之后,一心想默默无闻。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清晨,他就是抱着这种逃离尘世的心境,走出凌源监狱的大门,重返尘世的。

当他重新呼吸到大自然的空气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站在监狱门口,他很想背靠电网高墙拍一张照片,可惜,由于狱方在家人来接他前一小时放他出来,他出狱后的第一个愿望便没法实现。他跨出铁门没有见到亲人,感到有点清冷,他向招待所走去,路上的行人忙着赶路、上班,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认识他。这一点很让他欣慰。时间过去得太久远了,他真希望人们把他忘记了,不再知道他是谁。他渴望像山野之人那样,过普通平常的日子,以让自己的心灵达到宁静致远的境界。但是既然这些很难做到,他也就明白了,已经重返尘世,他就无法逃避尘世了,面对人间纷纭,惟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正视现实,而不是躲避。

来之不易的姻缘

张铁生出狱一小时后,驱车从兴城赶到凌源的家人,在招待所里找到了他。他的身体有些发福,头发还是那样黑,皱纹刻在他的脸上,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多么深。

张铁生一眼就认出了董礼平,虽然十五年未见,姑娘已不再年轻,但她此刻在张铁生的眼里却美若天仙。过去,董礼平是他的同学,现在,董礼平对他来说重于生命。他站起来,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他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一九七三年九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学水利的志愿,分配他去铁岭农学院牧医系学习。提前报到的同学听说和大名鼎鼎的张铁生一个班,异常高兴,都希望能接到他,而真正接到他的是董礼平。她热情地接过张铁生手中的提包,带他向站外走去。张铁生还记得,当时她的脸挺黑,牙齿很白,一眼便知也是从大田里走进课堂的知青,他问:「你是哪个班的?」

董礼平爽朗地说:「咱俩一个班,我昨天晚上就到了。」

「你二十几岁?属什么的?」张铁生又问。

「二十三岁。属虎。」

「我也属虎,咱俩同岁。」

这以后,他们共同学习了三年,是很要好的朋友。毕业时,全班只有董礼平一人留校工作,所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张铁生被押送回母校批斗后带走时,也只董礼平一人默默相送。在那个沉重的时刻,她多想上前去和昔日的老同学张铁生打个招呼,说几句宽慰的话,可是,她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她只能在心里呼唤他的名字,祈祷他平安归来。

现在,他终于归来了。他向她走来,拉住了她的手,尽管她为此等待了五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她毕竟等到了。

她含着泪笑了。

张铁生说:「如果世上真有缘分的话,我们俩的缘分就在那一接一送中。」

董礼平点点头,用妻子的口吻说:「走吧,咱们回家!」

这句话张铁生听得真真切切,他也有家了!他握住董礼平的手不放,他要永远拉着这双手,一生一世永不松开。对一个心灵受过重创的男人来说,医治的良药,就是一颗女人的心和她那双温柔的手。

张铁生出狱半个月后,迎来了他的四十一岁生日,十一月四日这天,他当年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包括董礼平在内),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生日晚会,为他订做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铁生四十一岁生日快乐!

张铁生被这深深的同学情谊感动了。半个月来,这些同学带他去登彩电塔,去卡拉ok歌舞厅,让他看一切新鲜的东西,体验所有全部的感受,为的是让他尽快适应外面的世界。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他觉得自己观念落后、反应迟钝,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这些同学当年因受他牵连而饱经磨难,有的甚至几年没有给分配工作。可是,他们并没有嫉恨他,他们仍是他的挚友。十五年来,这些同学没有忘记他,他们多次去兴城看望他的母亲,替他尽一点孝心。

他举起酒杯,向大家敬一杯酒。他的胃病很重,不能喝酒,但是,这杯酒他一定要喝,这酒是和泪一起咽下去了。他说:「你们对我的情谊,我没齿难忘!」

张铁生因此懂得了一个真理:比大海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张铁生出狱后,董礼平与他步步相随,他很快就觉得离不开她了。

他们本想悄悄地结婚,正如他们悄悄地相爱。可是,家里人坚决不同意,礼平等了你这么多年,悄没声地娶进门可不行。没有他俩插手,弟弟让出自己的一套两居室楼房诚心诚意给他们做新房,用最快速度装修,花了上万元(这笔钱是父亲留下的遗产)。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铁生的婚礼在他弟弟刘铁山(张铁山本姓刘)承包的天鹅饭店举行。只有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参加。渖阳来的一位女同学问:「有没有录像?」

张铁生说:「没有。」

「那不行,现在结婚都录像。」

于是,摄像师被请来了。

凌源劳改二支队的政委、大队长一行五人,千里迢迢从凌源赶到兴城,还带来一条毛毯做贺礼。他们特意都穿了便衣,政委解释说:

「我们是作为朋友来祝贺的。」他拍着张铁生的肩膀说:「小董是个好姑娘,你千万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姻缘哪!」

张铁生说:「你放心。我永远不会辜负她。」

婚礼开始了,张铁生第一次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站在身穿红毛衣的新娘子身旁。他郑重地说:「我是一个坐过十五年牢的人,由于我的原因,很多亲友受到牵连,你们身心遭受的损失,我无力偿还。只能在此向所有受我牵连的人表示我深深的歉意!」说着,他向众人三鞠躬,张铁生接着说:「我的老同学董礼平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珍贵的爱情,她的高尚情操是我无法报答的,她对我情重如山,从今后,我们要相亲相爱,相依为命,手拉着手,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他不敢多看那束花

张铁生出狱后,有一种自卑感,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就自由自在,知道了,他就不自然。他更不愿意回当年插队的枣山去,似乎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枣山的父老乡亲却没有忘记他,听说他回来了,纷纷带着东西来看他。年岁大的老爷子让儿子用自行车带着走了二十多里地,来看这位当年的知青、当年的队长。张铁生实在担当不起这份浓厚的乡情,只好带着董礼平回枣山去看乡亲们。

张铁生一进村,正碰上小程拿一把镰刀从山上下来。十五年未见,小程姑娘明显见老,不过模样一点没变。她热情地把张铁生和董礼平拉到自己家里,张铁生见她家房子高大、设备齐全,两个孩子也都长大了,很高兴。

见到小程,张铁生必然想到他当年的未婚妻小侯。她们俩当时是好朋友。小程也必然要对张铁生谈起小侯。性格刚烈的小程含着泪说:

「她没等你,当初山盟海誓的。」

张铁生慨叹道:「我不怪她,是我没让她等。」

小侯是还乡青年,比张铁生小两岁,在人品长相上,村里的姑娘没人能超过她。

张铁生上大学后,名声越来越大,小侯心里没底,便止步不前了。

但张铁生并不是在感情上见异思迁的人,他依然一片真心地爱小侯,大学三年,他写给小侯的情书不断,并公开了他们的关系,也斩断了一些姑娘对他的情意,董礼平就是通过这件事才看重他的。

张铁生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张铁生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怎样,来找她外调的人接连不断,赤脚医生也不让她干了,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痛苦时时刻刻撕咬着她的心,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我是没有指望的人,那块表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小侯二十六岁时嫁给了城里的一位工人,丈夫对她很好。张铁生兴董礼平结婚时,她曾想前去祝贺,却终究没有鼓足勇气。一个月后,她托人给张铁生送来一束花,写了一封信。张铁生百感交集,一个人握着那封信跑到海边。冬天的海边,静无人影,面向大海,张铁生足足站了1个小时,曾经历过的情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他不敢多看那束花,把花锁了起来。

 

初为人父

张铁生出狱后,几个月没有工作。当地政府把给他安排工作的事当作难题,一级一级往上交,张铁生生活无着落,妻子又怀孕,他堂堂七尺男儿不能长期靠妻子养活。

经一位校友介绍,他来到另一位老校友开办的饲料公司任职,公司为解决他们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安排他在渖阳建办事处。

目前,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他学农出身,搞饲料也算是专业对口。他不再迷信「铁饭碗」了,来办事处工作的两个研究生就是扔掉「铁饭碗」的,他们正在努力工作,要把手中的「泥饭碗」变成「金饭碗」。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四十二岁的张铁生陪着四十二岁的妻子到渖阳医大三院妇产科检查,预产期已经到了。非常喜爱孩子的张铁生多么盼望早日见到自己的孩子啊!

由于胎儿过大,董礼平接受剖腹产,当天生下一个八斤八两的女孩。

守候在分娩室外的张铁生听到婴儿的啼哭,异常激动,那一声响亮的啼哭,就是他人生命运交响曲的一个崭新乐章。他做爸爸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今生今世还能当父亲,他太高兴了。护士送孩子去婴儿室时,对这位中年得子的父亲格外关照:「先抱抱你的女儿吧!」

张铁生伸手抱起自己的女儿,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顿时充溢了他的心胸,他望着女儿的小鼻子小眼儿,看不够亲不够,神圣的父爱从他心头升起。他坐在那足足抱了一个小时,如果不是护士催促,他还不舍得放下。

中国人是最善良、最富于同情心的民族,张铁生赫赫有名时,老百姓可能并不买他的账,可是,当他落难后,人们就给他极大的同情和帮助,而且是完全不要求回报的援助。张铁生在兴城街头买油条时,卖油条的孩子不收他的钱,他问:「为什么?」孩子回头看看父亲说:

「他告诉我不让收你的钱。」

出狱之后,不论办户口还是办结婚登记,所到之处,人们都很热情地给他提供方便。这次在医院里,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普通人的帮助和爱护。这让张铁生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对人民的谢意。

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生机,张铁生私下与董礼平合计,现在咱们得多挣点钱,为孩子,也为自己。因为我们老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长大,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养老,我们也有责任为孩子的将来做一点储备。

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他才全力工作,不仅承包了办事处,还与同伴合伙开办了自己的饲料公司。

社会生活就像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张铁生曾是河滩上一条搁浅的小船,现在,这条刚刚修复的小船又汇入了大河,向前航行。他不能对那块搁浅地频频回首,也没有时间去数走过的足迹。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他必须比同龄人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才能追赶上时代的脚步。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
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上了大学,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江青同志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亦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范景刚就张铁生成为亿万富翁接受英国《卫报》采访

  谢谢英国《卫报》记者,让我了解到这个消息。下面向你们谈谈我看到这个消息后的一些想法。

    第一,我看到《“白卷英雄”张铁生因股票上市身价接近2亿》或《“白卷英雄”张铁生因股票上市身价暴涨,成为亿万富翁》的新闻标题后,首先在想新闻报道者为什么会关注张铁生成为亿万富翁?这些年来中国产生的亿万富翁肯定不只是张铁生一个人,怎么少见其它类似报道呢?新闻报道者究竟要向读者传播什么呢?“白卷英雄”令人想到文革时期,亿万富翁令人想到改革时期,两个宏大时期就在这里相遇了。

   第二,仔细了解,张铁生是1950年出生在城市家庭的知识青年,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后来担任生产队长,1973年被基层干部和群众推荐考大学,就是文革期间教育改革的产物,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他1973年6月27日接到考试通知,6月30日当天考试。当时正值农忙季节,作为基层生产队长的他,为了保证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不受影响,没有停止劳动而复习备考,于是在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

   我在90年代上大学时听到过一个流行的说法,说什么上山下乡运动耽误了一代青年的成长,摧残了优秀人才。了解了张铁生的经历,我感到这个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张铁生是知识青年,文革期间响应上山下乡,到农村劳动锻炼,确实成为优秀人才。这不仅在当时能够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认可,担任生产队长,而且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他个人遭遇厄运之后,他也没有消沉,即使按照当今改革开放时期的流行价值观,从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他也是典型的成功人士,用现在主流精英们鼓吹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优秀人才。可见其青年时期的锻炼磨砺也是很有成效的。除了张铁生之外,现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中有四人都是当年的下乡知青,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积极评价那时的锻炼对其人生观和做事风格形成的影响。从这些事实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不能抹杀其历史进步意义和战略意义。

   第三,在了解张铁生的经历时,我又发现一个新奇的内容。还是在90年代我上大学时,当时听到一些说法,印象里觉得工农兵学员没水平,是毛主席在文革期间胡搞,破坏高等教育的产物。可是,看了张铁生的经历,发现前面这个印象不对。像张铁生这样有实际阅历、实践能力又得到劳动群众的高度认可的优秀青年,应该有机会到大学里深造,提高之后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的大学就是应该给这样的优秀青年提供机会。张铁生还是很有水平的,不仅在文革时期得到了证明,而且从他文革结束后遭受牢狱之灾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好像习近平总书记也属于工农兵学员,被基层干部群众认可后推荐考入清华大学的。看看他们,不能简单地说工农兵学员没水平。

   第四,看到《“白卷英雄”张铁生因股票上市身价接近2亿》或《“白卷英雄”张铁生因股票上市身价暴涨,成为亿万富翁》的新闻标题后,又想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改革如果出现了百万富翁,如果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今年恰逢小平百年诞辰,举国上下在纪念之际,更应该好好想想他的这些话,要有勇气面对事实,承认事实,实事求是地认真检讨实践中的错误,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掩耳盗铃。

   第五,张铁生的身份转变是两个时代社会变迁的产物。如果继续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个人不会成为亿万富翁,但是有可能成为令人尊敬的劳动模范,可能在人民政权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张铁生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致富的做法不能被认为是背叛,他个人无法逃脱社会环境的约束。个人暴富未必是他的本真的追求,当然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不能确定他现在的思想认识。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他无法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致富。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一方面热情地鼓吹资本主义,一方面又对曾经带有社会主义标签的人物在资本主义环境中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无端挑剔、横加指责,这是极度自相矛盾的,或者是带着嫉妒心的,或者是怀有恶意的。

   第六,张铁生的际遇不能说具有普遍性,毕竟从毛时代社会主义转变到特色时代的社会主义之后,像张铁生那样成为富豪的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还是处于为了基本生存而奔波,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境地。我们无意指责张铁生,但是也不认为他的转变为劳动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他这样的成功人士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不是劳动人民都能行得通的。

大概是1975年吧,上演了一部名字叫《决裂》的电影,当时就是配合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的主题而拍。我那时候还很小,不懂政治,只是对电影中葛优的父亲葛存壮扮演的老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那段记忆犹新。

 

黄帅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这样的: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长篇编者按语。“小学生”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黄帅的信是10月21日写的。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人民日报》12月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们《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说:“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 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很多地方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

 

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张铁生的语文是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都未交白卷。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学,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黄帅和张铁生的今昔那么这两位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昔日的风采和近况又如何呢?

      

先说说黄帅:“四人帮”被粉碎,黄帅也遭到了口诛笔伐。痛苦之中,她的父亲启示了她。父亲告诉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倒下,这个人便是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挺立,这个人还是你自己。”
 

      父亲的话,让她明白,自己不能沉没在痛苦中,必须走出重压。她开始苦读书。1979年,她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黄帅入学后,校团委副书记兼新生部团总支书记丁文健曾与她谈话,鼓励她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要把自己看成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学生。黄帅坦言,是在入了北工大后,她才慢慢地找回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1984年,黄帅从北工大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那时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位年轻的外地记者,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到北京来采访黄帅。当时,他对黄帅说:“我是你的同龄人,是抱着理解你的心情来采访你的。你拒绝理解是很伤人的。”黄帅虽然心中过意不去,但始终没有回答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包括可以回答的和难以回答的。黄帅后来说:“长大以后,我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今日,黄帅开始懂得了理解,懂得了被理解。
 

      留学东瀛
  1988年,黄帅自费赴日本留学。到日本的第一年,黄帅上午学习日语,每天早上精神饱满地去学校,逢人便说“早上好!”,下午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对她关怀备至。一年后,黄帅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大学院。带着这个好消息,黄帅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北京。爸爸的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颗了,妈妈的头发花白了,从首都机场到家里的路上,他们三个人挤在了出租车的后座,六只手始终没有分开。一进家门,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走廊上,上面是爸爸的饱墨楷书“帅府”,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一瓶红葡萄酒把大家的笑颜从里向外染红。不过满满一桌菜,没有一道菜是没牙的爸爸可以吃的,所有菜都是为黄帅洗尘的……上床后,黄帅蒙被抽泣了。
 

       1993年初春,黄帅的毕业论文进展顺利。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黄帅在洗澡间滑倒,背部扭伤了。从背部、从心底钻出来的两股疼痛合流,把黄帅击倒了,黄帅趴在床上痛哭了。她又一次明白了:在日本,自己有学上,有工作做,可是自己没有一个最最渴望的家。异国的孤独,思乡的殷切,这一夜黄帅是尝尽了。疼痛是一种滋味,孤独也是一种滋味。痛苦与孤苦是人生中必上的两道大菜,黄帅品尝了太多。她咬住了牙,完成了答辩,就这样,黄帅在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了,获得硕士学位。
 

       出国10年,黄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然而,日本虽好,却非久恋之地。黄帅说:“在日本岛上,我毕竟还是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多少个夜晚,‘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成为我梦中的主题。我的这10年因为没有故乡、没有妈妈而空寂。我的这10年,因为有艰辛,也有艰辛中的奋斗而饱满。”
 

       重回母校
   1998年,黄帅与教育部留学生主管部门联系,主动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并表示想回到母校北工大。
 

       母校再一次向黄帅张开了温暖的怀抱。根据她的意愿,她被安排到校出版社任编辑。1998年12月,黄帅回到国内。1999年3月1日,她正式到母校报到上班。考虑到她爱人还留在日本,父母又离得很远,3岁的儿子需要带在身边照料,学校专门在青年公寓给她安排了一间住房。后来,校出版社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她又被聘为社长助理。“社领导对我的期望值较高,我有些不安,但我会努力做好工作,不辜负期望!”黄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