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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先生:建立中国官场的禅让制:江先生对中国的历史功劳 江先生改变了中国的官迷情节。80代以前的中国人,都还有这个情节,这是受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http://km2000.us/mywritings/leaders5.html 】

江先生对中国的历史功劳

江先生改变了中国的官迷情节。80代以前的中国人,都还有这个情节,这是受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解放后,中国被这个情节害得很苦,毛先生在解放前的手笔都很辉煌,但是解放后的几十年却是败笔。人无完人,毛先生也不例外。 没有人否认他对中国的功绩,但是,他也是一个普通的正常人,时至21世纪,没有人会把什么人称为神,平均下来,每个人的平均值可能都差不多。 纠正“学而优则仕”思想官儿迷思想,在江泽明这儿处理的这么彻底,真是中国人的福报。争名夺利,造成很多内耗,美国每4年选一次总统,至少劳民伤财一年多。

江先生的官瘾本来就不大,这也许就是有先见的小平同志的一种聪明的选择。江先生把接力棒传给胡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类似尧与舜禅让。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一个人下岗,而是全班下岗,让下一个接班人放开手脚去干。江先生的中华文化底蕴足够,他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好,他也有足够的亲民情节,他的这种作为,开了一个划时代的好头。

自江泽民后,中国的领袖制度演化成一种禅让制。中国的官迷情节已不复再有。对比毛蒋的时代,当官的人有了本质的变化。当官是很累的事,尤其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上任前后,你会感觉到这分累。而领袖上任后的一件大事,就是谁来接我的班。标准是,他一定是一个以亲民为主的人民公仆,这是基本的态度,然后是他的能力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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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的简单生活

在曹杨新村一住近三十年

    江泽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从上大学直到1955年,一直生活在上海,在上海结婚成家。妻子王冶坪与他从小青梅竹马,王治坪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经营一家工艺美术品制作工场,收入不算丰厚,但日子也不困难。江泽民与王冶坪解放后结婚,婚后有两个儿子。

1956年,江泽民奉命前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一年后回国,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不久又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担任了第一机械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与此同时,全家人分到了一套房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全家团圆的愿望。新房在上海曹杨新村普通职工宿舍,这一住就是近三十年。

两个儿子都很争气

    江泽民靠着自己的踏实和努力工作,事业平稳地发展。他的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那就是王冶坪。在1985年江泽民调回上海任市长以前的三十年,不论丈夫官至何位,王冶坪始终带着两个儿子和老母亲居住在曹杨新村的职工宿舍。她精心地培养孩子,照顾母亲,每天匆匆忙忙地去赶公共汽车上班,下班后手不闲地忙家务。菜市场上,她也会像其他上海市民一样讨价还价。
    江泽民有两个儿子:长子江民康、次子江绵康。两个孩子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最让王冶坪欣慰的是,两个儿子很有出息,很争气。老大“文革”期间服从组织,上山下乡,不仅表现好而且刻苦读书,后来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以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后又赴美留学;老二江绵康参军,退伍后进了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通过自学考入职工大学,并到德国西门子公司进修学习,期满后回国。

市委大院里藏书第二

    江泽民是个多才的人。人们常看到他与外宾交谈时不带翻译。他的英语水平确实不错,大学的功底外加后来的学习,水平达到能直接用英语与外宾对话的程度。“文革”时期,一切混乱,闲来无赖时,他就找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来读,既不犯“错误”,又学习了英语。


    有人问江泽民究竟会几种外语?

    他的回答是:“印度语,我会一些日常用语;法语强一些;日语、俄语、英语也学了很久,其中英语好一些。”
    江泽民的藏书很多。虽然官位频频晋升,但仍不失知识分子对书的嗜好。在上海市委大院里,藏书最多的是汪道涵,其次便是江泽民。

咬牙凑足二千元买了钢琴

    江泽民喜欢音乐。上大学时,学会了弹钢琴。工作以后,一直想买一架钢琴以度闲暇时光,可是由于家里人口多,开销大,积蓄不起这笔钱,就一直没买。王冶坪觉得很遗憾,终于有一天,她翻开存折,狠狠心地取了出来,又向上海的亲戚借了一点,凑足2000元买了一架聂耳牌立体钢琴,了却了丈夫的心愿。
    高兴的时候,江泽民便摆开架势唱几句京剧,有时也会哼哼越剧。他的越剧唱得似乎比京剧要标准些。

物价上涨时只好少吃肉多吃菜

    江泽民一家连保姆共十口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家庭。八十年代中期,江夫妇一个月的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加在一起,每月五百多元。人多嘴多,这些工资大部分用来吃饭。
早餐通常是煮点稀饭,在食堂买点包子或馒头,中午由于夫妇俩都不回家,全家也只随便吃点,晚餐是主餐,一般是一荤三素。逢到周末,全家人有兴致了,便去买一只烤鸭解解馋。


    江泽民在上海时,正好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时期。老百姓苦恼,江泽民也不例外。有时他和妻子一起上市场买菜,便能听到老百姓各种各样的牢骚、议论,他一一记在心里。有一次与人谈到物价问题,他不无感叹地说,物价上涨,老百姓骂娘,我也苦恼,只是我不能骂,谁说我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呢?我家人多,都是吃我的,刮我的,我都快应付不了了。怎么办呢?只好少吃荤菜,多吃蔬菜。

扬州来了老乡,一律在家打地铺

    江泽民家庭生活俭朴,从他妻子王冶坪的穿着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王冶坪穿着极朴素,不烫发不施脂粉,夹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没有一丝特别之处。普通的打扮加上和蔼的模样,使她看上去简直像个热心的居委会大妈。
    在江泽民刚刚到上海不久,有一天王冶坪用童车推着他们心爱的小孙子“毛头”去一家宾馆看望北京来的一位老朋友。门卫起先挡驾不让进,后来电话核实确有这个人,便让她填一张会客单。坐在一边的另一个门卫说:“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人家当保姆的,又不识字,你要人家填什么单子?”正在这时,要找的同志出来了,门卫这才知道,这个“保姆”原来是上海市的“第一夫人”。

       江泽民一家1985年虽然搬进了康平路高干宿舍,但由于人口多,住得并不宽敞。从老家扬州来的亲属每年都有五六次,每次都是三四人。这样,来人的住宿便成了问题。江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老家来人,一律在家里打地铺,家里人口本来就多,冬天时,光盖的、垫的棉絮就是十来床,来人打地铺需要更多的被子,家中不够,常向公家借被子。
   
       在上海期间,江家的油盐酱醋、肉鱼禽类,一概由管理科工作人员代办,留有发票,一个月结一次账。有一次,管理科跟江家结伙食账时,王冶坪听说上月吃掉500元,吓了一跳,忙把一个月的订菜单、发票都拿过去仔细看了一遍,她说:“一个月吃掉500元,这样下去怎么了得?猪肉吃得太多,要限制些。小品种也要减少,以后多来点大路菜。”
   
      其实,江泽民爱吃的菜很普通,一样是土豆、青椒炒肉丝,一样是凉拌茄子,还有上海的鸡毛菜、扬州的“狮子头”和活鱼等,都是家常菜。
   
    江泽民不论在家在外吃饭,总不喜欢有剩菜。在外面他自己带头,每顿都叫大家把菜吃光,不要充文雅,不要浪费。在家里,孙子吃不下去的饭,他觉得倒掉可惜,自己就三口两口地把剩饭吃完。不挑不拣的生活习惯使江泽民有一副结实的身体,宽挺的肩膀,再加上他特有的方正脸庞、饱满前额,给人一种淳厚敦实之感。他那一口带苏北味道的普通话,以及偶尔来杂的上海话,让人感到既亲切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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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说多干”

  尽管当了市长,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仍很简朴。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的夫人王冶坪不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王冶坪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新房子看上去很大,有3层楼3个卧室,大约5000平方英尺,但有10口人住在这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辈、岳母、保姆和江夫妇。因为他们的家乡扬州离上海很近,每年都会有五六次亲戚或朋友的来访,而且常常是几个人一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江总是坚持让他们住在家里。这意味着要打地铺,王冶坪就会亲自到市政府招待所借被褥。

  由于有十口人要养活,绝大部分家庭收入用于买吃的。为了省钱,江早饭吃粥和馒头。晚饭是一天的主餐,通常有四个菜,三个蔬菜,一个肉或鸡、鸭。全家人围坐在桌边。到了周末,他们会买只烤鸭打打牙祭。

  由于通货膨胀,每个市民都感到手头很紧,江也不例外。当他们夫妇到市场上买食品的时候,听到人们大声抱怨飙升的食品价格。

  江的妻子几乎从没买过昂贵的东西。但就在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江上大学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琴。但他经济负担这么重,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2000块钱,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这是以一位著名作曲家命名的中国品牌)。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有一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认识她。王穿着一件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另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名字一般在中国是各人不同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冶坪同志”是上海的第一夫人(就像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路上叫“喂,希拉里”,会引起路人回头一样)。这位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运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早些时候,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在办公桌边心脏病发作,陷入植物人状态,在昏迷6个月后去世了。期间,江常到医院探望他,毫不理会工作人员认为他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上的想法。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朱宗葆夫人在这一变故打击之下精神变得很不稳定,江就把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出路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邀请孩子在澳大利亚的伯父来上海,商议他侄女未来的选择。他们一致认为,朱的女儿应该移居澳大利亚。江亲自安排她的旅程,当她因证件不齐在香港边境受阻时,江还在夜里十点钟亲自给深圳市长打电话。

  当叶公琦也因病倒在离上海约140英里的杭州住院时,江专程赶去探望,并帮助安排治疗工作。1992年,他的另一位原副市长因心脏病去世。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情。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除了那些腐败和玩忽职守的干部,他还经常批评那些怀念共产党接管之前的日子的人。正如叶公琦所说:“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宁愿吃从外国人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冷饭,也不愿自食其力。”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令他愤怒。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达上海。江以真诚的热情欢迎她。女王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王朝历史使人们对皇室传承非常尊重。两年前,当中英签署了确保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邓小平谈到了英国君主。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见到英国女王。”当邓终于会见女王时,由于女王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吸烟,嗜烟的邓礼貌地克制住自己。

  似乎全中国都在为女王的来访作准备,这一访问象征着中国重新崛起为文化和繁荣的世界中心。江细致入微地投身于女王上海之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女王走下专机的时候,1500名上海少年儿童挥舞旗帜,高举花束和手中的玩具熊猫。数千人表演了中英两国的传统舞蹈。

  女王想参观豫园———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30多个亭榭个个都由曲曲折折的回廊和池塘上的小桥相连接,江建议她在湖心的茶亭里稍事休息,并在那里为她安排了一场雅致的表演。就在女王尝甜点、品龙井茶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民歌手和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她作了表演。当天早晨,江专门拜访了陆,查看他所挑选的曲目,督促他要“做好准备”。在豫园的古风古韵之中,上海的江泽民坐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旁边,他们身后则是奇石耸立的园林和飞檐重叠的楼阁,陆吹奏了中英两国的几首曲目,包括《一个英国乡村园》。短暂的演出结束后,陆从自己私人的七支笛子中挑出一支送给女王,令她感到惊喜不已。

  大约10天以后,又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抵达了上海,他就是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在来宾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随后,他又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塑像献了花篮。江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当然,那时两人都没有料到,3年后,昂纳克被赶下了台。

  有时,江泽民不得不将市府的工作置于个人事务之前。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于1985年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扬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说:“三哥非常爱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江的生父于1973年去世后,他的生母到北京和他同住在一起。多年前,当江还在长春工作时,他的父母曾去和他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回到扬州。“尽管三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在经济上负责赡养。”熟悉家族史的江泽慧说,“母亲在晚年很高兴能和她的儿子及儿子的家庭一起过日子。”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一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不管手里有什么样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毛、邓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定期巡视。要遵守严格根据级别而定的礼仪,还要符合无数细小的要求:食宿标准、专车型号、宴会时的座位安排,甚至包括报纸报道时所刊照片的尺寸。当地官员还理应知道上级的喜好、思想派别、政治倾向、个人目标以及各种需要和愿望。

  到江泽民当市长的时候,他已经主持过数百次这样的接待工作了。在上海,他几乎接待过从邓小平以下的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很喜欢冬天回上海,江对他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政治领导人的亲戚身份会令人起疑。谣言一再传播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市长怀有善意。

  尽管一位市领导接待老同志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但江这样做带有深深的敬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发自真挚的感情。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平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连载十三)

 

邓小平与江泽民

 

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但是就在整个时候,江泽民突然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力。王是一个很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

 

江泽民去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了他的意见。汪道涵建议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汪的信心使江泽民恢复了自信。

6月24日,江泽民当选总书记的消息宣布了,他的家庭成员和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江泽民自己也毫无准备,这个消息让家人和亲戚们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