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先生和蒋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是一个统一的没有战争隐患的中国。

20世纪，及之前的几百年，中国不和平，中国也不进步。在这几百年里，中华民族在折腾。中国在追求民权，追求民主，但是最主要的，对于政府和领袖，是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是毛先生，将先生，邓先生毕生追求与奋斗的理想。现在，他们的理想达到了。毛先生，蒋先生有共识与共同的理想：无论谁赢，但是中国一定要一个，中国要结束300年的战乱国情。成者为王，谁赢了算谁的。现在`看来，即使蒋先生当了王，中国也是要发达的。毛先生和蒋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是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没有战争隐患的中国。

但是毛先生实在不是一个建设的国君，邓先生才是。不是说毛先生不想，而是他做不到。但是毛先生很想富国，他虽然没有让邓先生直接接班，但是间接地给了他机会。中国有了邓先生是一个福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感情是在战场上陪出来的。经历过战场上的生死，上下级后，毛的下级对于毛都在战争上的英明和毛对中国统一的贡献都是和佩服的，这一点，邓也不例外。邓和毛都是爱这个国家的，这是他们的共性。毛也想这个国家好，只是他不是建国的人才，他做不到。所以当邓主管中国之后，对毛的地位并没有移动。当然，邓是猫论的始祖。华夏的稳定，是建国的基本。捉住老鼠就好，不要把树根统统挖起来。江先生继任第一把手，而不是朱先生，因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挖树根，而还是捉老鼠。

迄今，中国的路线和蓝图都是邓先生画的，连接班的领袖都还是邓先生挑的。

中国好了，1949年以后、、、更多 【http://km2000.us/mywritings/leaders.html 】中国好了：有希望的中国下一代领导 毛先生，蒋先生的历史功绩 邓先生-富国的始作俑者 江先生的尧舜禅让 胡锦涛-仁者儒风韧劲 习近平彭丽媛的草根情节

　

　

毛先生，蒋先生 - 战场上的敌人，战场下的朋友

毛先生，蒋先生有共识与共同的理想：无论谁赢，但是中国一定要一个，中国要结束300年的战乱国情。成者为王，谁赢了算谁的。现在`看来，即使蒋先生当了王，中国也是要发达的。

两人有共同的导师曾国藩。战场上两人是对手，这是他们的职业行为，意识形态上，他们是举案齐眉的朋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的信条是毛先生与蒋先生的共同指导。毛公没有追穷寇，没有“解放”台湾，毛泽东炮击金门，蒋介石连说三个“好好好”，这实际上是一种聪明的帮忙。曾国藩是毛先生与蒋先生的共同导师 | 毛泽东炮击金门：蒋介石连说三个“好好好”

　

　

6070对邓小平的感激

 邓先生 - 富国的始作俑者

毛先生和蒋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是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没有战争隐患的中国。但是毛先生实在不是一个建设的国君，邓先生才是。不是说毛先生不想，而是他做不到。但是毛先生很想富国，他虽然没有让邓先生直接接班，但是间接地给了他机会。中国有了邓先生是一个福气。迄今，中国的路线和蓝图都是邓先生画的，连接班的领袖都还是邓先生挑的。邓先生的一生，是很有福报的。邓先生十几年的文革经历，算是毛对邓的”恶搞“，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这与毛和刘的关系是绝然不同的，也算是邓先生及家人的一种磨练，邓蓉写过一部小传记，讲述了小平同志的草根情节，很是温馨。其实回过头来看，邓先生文革中的命不差，不比总理差，至少是太省心了 ）。

　

　

毛先生与邓先生，乾隆与刘罗锅，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感情

视频：忘不了邓小平

邓先生的命当然没刘罗锅的好，但是毛先生对邓先生的态度，与乾隆对刘罗锅的态度类似：整得用得，杀不得的。邓先生十几年的文革经历，算是毛对邓的”整得“，也算是邓先生及家人的一种磨练(其实回过头来看，邓先生文革中的命不差，不比总理差，至少是太省心了）。但是毛先生毕竟是爱这个国家的，他知道邓先生是一个人治国人才，只是他没办法使用，还有他本人的人性局限。人没有完人，毛也不例外。对于每个被称为人的人，优点与缺陷是一种平衡，是正常的人生。邓先生也没记毛先生什么仇，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这与毛和刘的关系是绝然不同的。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感情是在战场上陪出来的。经历过战场上的生死，上下级后，毛的下级对于毛都在战争上的英明和毛对中国统一的贡献都是和佩服的，这一点，邓也不例外。邓和毛都是爱这个国家的，这是他们的共性。毛也想这个国家好，只是他不是建国的人才，他做不到。所以当邓主管中国之后，对毛的地位并没有移动。当然，邓是猫论的始祖。华夏的稳定，是建国的基本。捉住老鼠就好，不要把树根统统挖起来。江先生继任第一把手，而不是朱先生，因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挖树根，而还是捉老鼠。

　

邓先生和他的后代们（胡主席，席主席）-中国真的好了

邓先生的“猫”论，即实事求是，影响了整个的后代作风。三权鼎立的美国民主，美其名曰的中国禅让制度，都是一种炒作的，文学上的一种混饭说法。这几位接班人，都接受过基层的磨练，都和老百姓呆过。这对一个领袖，都是很重要的。一是他了解老百姓，知道他们要什么；二是学会谦卑，知道领袖是别人对这个职位的称呼，但是他们自己就是一个“人”而已。领袖在后来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怕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因为有太多的奉承和夸耀，要受得了这些毒药。还有，他们都受过足够的教育，不光是中国的，也包括国际的，这些打开了他们的心和视野。笔者很喜欢他们的平民情节，领袖首先是一个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江先生对中国的历史功劳

江先生改变了中国的官迷情节。80代以前的中国人，都还有这个情节，这是受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解放后，中国被这个情节害得很苦，毛先生在解放前的手笔都很辉煌，但是解放后的几十年却是败笔。人无完人，毛先生也不例外。 没有人否认他对中国的功绩，但是，他也是一个普通的正常人，时至21世纪，没有人会把什么人称为神，平均下来，每个人的平均值可能都差不多。 纠正“学而优则仕”思想官儿迷思想，在江泽明这儿处理的这么彻底，真是中国人的福报。争名夺利，造成很多内耗，美国每4年选一次总统，至少劳民伤财一年多。

江先生的官瘾本来就不大，这也许就是有先见的小平同志的一种聪明的选择。江先生把接力棒传给胡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类似尧与舜禅让。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一个人下岗，而是全班下岗，让下一个接班人放开手脚去干。江先生的中华文化底蕴足够，他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好，他也有足够的亲民情节，他的这种作为，开了一个划时代的好头。

自江泽民后，中国的领袖制度演化成一种禅让制。中国的官迷情节已不复再有。对比毛蒋的时代，当官的人有了本质的变化。当官是很累的事，尤其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上任前后，你会感觉到这分累。而领袖上任后的一件大事，就是谁来接我的班。标准是，他一定是一个以亲民为主的人民公仆，这是基本的态度，然后是他的能力和经历。

周立波模仿中共三代領導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mhxx3z5fwg

周立波秀-奥巴马 www.youtube.com/watch?v=sgfvoD1n2wE&feature=related

　

江泽民的简单生活

在曹杨新村一住近三十年

    江泽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从上大学直到1955年，一直生活在上海，在上海结婚成家。妻子王冶坪与他从小青梅竹马，王治坪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经营一家工艺美术品制作工场，收入不算丰厚，但日子也不困难。江泽民与王冶坪解放后结婚，婚后有两个儿子。

1956年，江泽民奉命前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一年后回国，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不久又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担任了第一机械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与此同时，全家人分到了一套房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全家团圆的愿望。新房在上海曹杨新村普通职工宿舍，这一住就是近三十年。

两个儿子都很争气

    江泽民靠着自己的踏实和努力工作，事业平稳地发展。他的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那就是王冶坪。在1985年江泽民调回上海任市长以前的三十年，不论丈夫官至何位，王冶坪始终带着两个儿子和老母亲居住在曹杨新村的职工宿舍。她精心地培养孩子，照顾母亲，每天匆匆忙忙地去赶公共汽车上班，下班后手不闲地忙家务。菜市场上，她也会像其他上海市民一样讨价还价。
    江泽民有两个儿子：长子江民康、次子江绵康。两个孩子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最让王冶坪欣慰的是，两个儿子很有出息，很争气。老大“文革”期间服从组织，上山下乡，不仅表现好而且刻苦读书，后来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以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后又赴美留学；老二江绵康参军，退伍后进了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通过自学考入职工大学，并到德国西门子公司进修学习，期满后回国。

市委大院里藏书第二

    江泽民是个多才的人。人们常看到他与外宾交谈时不带翻译。他的英语水平确实不错，大学的功底外加后来的学习，水平达到能直接用英语与外宾对话的程度。“文革”时期，一切混乱，闲来无赖时，他就找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来读，既不犯“错误”，又学习了英语。


    有人问江泽民究竟会几种外语？

    他的回答是：“印度语，我会一些日常用语；法语强一些；日语、俄语、英语也学了很久，其中英语好一些。”
    江泽民的藏书很多。虽然官位频频晋升，但仍不失知识分子对书的嗜好。在上海市委大院里，藏书最多的是汪道涵，其次便是江泽民。

咬牙凑足二千元买了钢琴

    江泽民喜欢音乐。上大学时，学会了弹钢琴。工作以后，一直想买一架钢琴以度闲暇时光，可是由于家里人口多，开销大，积蓄不起这笔钱，就一直没买。王冶坪觉得很遗憾，终于有一天，她翻开存折，狠狠心地取了出来，又向上海的亲戚借了一点，凑足2000元买了一架聂耳牌立体钢琴，了却了丈夫的心愿。
    高兴的时候，江泽民便摆开架势唱几句京剧，有时也会哼哼越剧。他的越剧唱得似乎比京剧要标准些。

物价上涨时只好少吃肉多吃菜

    江泽民一家连保姆共十口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家庭。八十年代中期，江夫妇一个月的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加在一起，每月五百多元。人多嘴多，这些工资大部分用来吃饭。
早餐通常是煮点稀饭，在食堂买点包子或馒头，中午由于夫妇俩都不回家，全家也只随便吃点，晚餐是主餐，一般是一荤三素。逢到周末，全家人有兴致了，便去买一只烤鸭解解馋。


    江泽民在上海时，正好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时期。老百姓苦恼，江泽民也不例外。有时他和妻子一起上市场买菜，便能听到老百姓各种各样的牢骚、议论，他一一记在心里。有一次与人谈到物价问题，他不无感叹地说，物价上涨，老百姓骂娘，我也苦恼，只是我不能骂，谁说我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呢？我家人多，都是吃我的，刮我的，我都快应付不了了。怎么办呢？只好少吃荤菜，多吃蔬菜。

扬州来了老乡，一律在家打地铺

    江泽民家庭生活俭朴，从他妻子王冶坪的穿着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王冶坪穿着极朴素，不烫发不施脂粉，夹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没有一丝特别之处。普通的打扮加上和蔼的模样，使她看上去简直像个热心的居委会大妈。
    在江泽民刚刚到上海不久，有一天王冶坪用童车推着他们心爱的小孙子“毛头”去一家宾馆看望北京来的一位老朋友。门卫起先挡驾不让进，后来电话核实确有这个人，便让她填一张会客单。坐在一边的另一个门卫说：“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人家当保姆的，又不识字，你要人家填什么单子？”正在这时，要找的同志出来了，门卫这才知道，这个“保姆”原来是上海市的“第一夫人”。

       江泽民一家1985年虽然搬进了康平路高干宿舍，但由于人口多，住得并不宽敞。从老家扬州来的亲属每年都有五六次，每次都是三四人。这样，来人的住宿便成了问题。江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老家来人，一律在家里打地铺，家里人口本来就多，冬天时，光盖的、垫的棉絮就是十来床，来人打地铺需要更多的被子，家中不够，常向公家借被子。
   
       在上海期间，江家的油盐酱醋、肉鱼禽类，一概由管理科工作人员代办，留有发票，一个月结一次账。有一次，管理科跟江家结伙食账时，王冶坪听说上月吃掉500元，吓了一跳，忙把一个月的订菜单、发票都拿过去仔细看了一遍，她说：“一个月吃掉500元，这样下去怎么了得？猪肉吃得太多，要限制些。小品种也要减少，以后多来点大路菜。”
   
      其实，江泽民爱吃的菜很普通，一样是土豆、青椒炒肉丝，一样是凉拌茄子，还有上海的鸡毛菜、扬州的“狮子头”和活鱼等，都是家常菜。
   
    江泽民不论在家在外吃饭，总不喜欢有剩菜。在外面他自己带头，每顿都叫大家把菜吃光，不要充文雅，不要浪费。在家里，孙子吃不下去的饭，他觉得倒掉可惜，自己就三口两口地把剩饭吃完。不挑不拣的生活习惯使江泽民有一副结实的身体，宽挺的肩膀，再加上他特有的方正脸庞、饱满前额，给人一种淳厚敦实之感。他那一口带苏北味道的普通话，以及偶尔来杂的上海话，让人感到既亲切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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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说多干”

　　尽管当了市长，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仍很简朴。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的夫人王冶坪不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王冶坪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新房子看上去很大，有3层楼3个卧室，大约5000平方英尺，但有10口人住在这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辈、岳母、保姆和江夫妇。因为他们的家乡扬州离上海很近，每年都会有五六次亲戚或朋友的来访，而且常常是几个人一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江总是坚持让他们住在家里。这意味着要打地铺，王冶坪就会亲自到市政府招待所借被褥。

　　由于有十口人要养活，绝大部分家庭收入用于买吃的。为了省钱，江早饭吃粥和馒头。晚饭是一天的主餐，通常有四个菜，三个蔬菜，一个肉或鸡、鸭。全家人围坐在桌边。到了周末，他们会买只烤鸭打打牙祭。

　　由于通货膨胀，每个市民都感到手头很紧，江也不例外。当他们夫妇到市场上买食品的时候，听到人们大声抱怨飙升的食品价格。

　　江的妻子几乎从没买过昂贵的东西。但就在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江上大学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琴。但他经济负担这么重，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2000块钱，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这是以一位著名作曲家命名的中国品牌）。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有一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认识她。王穿着一件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另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名字一般在中国是各人不同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冶坪同志”是上海的第一夫人（就像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路上叫“喂，希拉里”，会引起路人回头一样）。这位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运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早些时候，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在办公桌边心脏病发作，陷入植物人状态，在昏迷6个月后去世了。期间，江常到医院探望他，毫不理会工作人员认为他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上的想法。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朱宗葆夫人在这一变故打击之下精神变得很不稳定，江就把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出路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邀请孩子在澳大利亚的伯父来上海，商议他侄女未来的选择。他们一致认为，朱的女儿应该移居澳大利亚。江亲自安排她的旅程，当她因证件不齐在香港边境受阻时，江还在夜里十点钟亲自给深圳市长打电话。

　　当叶公琦也因病倒在离上海约140英里的杭州住院时，江专程赶去探望，并帮助安排治疗工作。1992年，他的另一位原副市长因心脏病去世。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情。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除了那些腐败和玩忽职守的干部，他还经常批评那些怀念共产党接管之前的日子的人。正如叶公琦所说：“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宁愿吃从外国人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冷饭，也不愿自食其力。”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令他愤怒。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达上海。江以真诚的热情欢迎她。女王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王朝历史使人们对皇室传承非常尊重。两年前，当中英签署了确保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邓小平谈到了英国君主。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见到英国女王。”当邓终于会见女王时，由于女王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吸烟，嗜烟的邓礼貌地克制住自己。

　　似乎全中国都在为女王的来访作准备，这一访问象征着中国重新崛起为文化和繁荣的世界中心。江细致入微地投身于女王上海之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女王走下专机的时候，1500名上海少年儿童挥舞旗帜，高举花束和手中的玩具熊猫。数千人表演了中英两国的传统舞蹈。

　　女王想参观豫园———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30多个亭榭个个都由曲曲折折的回廊和池塘上的小桥相连接，江建议她在湖心的茶亭里稍事休息，并在那里为她安排了一场雅致的表演。就在女王尝甜点、品龙井茶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民歌手和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她作了表演。当天早晨，江专门拜访了陆，查看他所挑选的曲目，督促他要“做好准备”。在豫园的古风古韵之中，上海的江泽民坐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旁边，他们身后则是奇石耸立的园林和飞檐重叠的楼阁，陆吹奏了中英两国的几首曲目，包括《一个英国乡村园》。短暂的演出结束后，陆从自己私人的七支笛子中挑出一支送给女王，令她感到惊喜不已。

　　大约10天以后，又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抵达了上海，他就是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在来宾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随后，他又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塑像献了花篮。江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当然，那时两人都没有料到，3年后，昂纳克被赶下了台。

　　有时，江泽民不得不将市府的工作置于个人事务之前。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于1985年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扬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说：“三哥非常爱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江的生父于1973年去世后，他的生母到北京和他同住在一起。多年前，当江还在长春工作时，他的父母曾去和他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回到扬州。“尽管三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在经济上负责赡养。”熟悉家族史的江泽慧说，“母亲在晚年很高兴能和她的儿子及儿子的家庭一起过日子。”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一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不管手里有什么样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毛、邓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定期巡视。要遵守严格根据级别而定的礼仪，还要符合无数细小的要求：食宿标准、专车型号、宴会时的座位安排，甚至包括报纸报道时所刊照片的尺寸。当地官员还理应知道上级的喜好、思想派别、政治倾向、个人目标以及各种需要和愿望。

　　到江泽民当市长的时候，他已经主持过数百次这样的接待工作了。在上海，他几乎接待过从邓小平以下的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很喜欢冬天回上海，江对他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政治领导人的亲戚身份会令人起疑。谣言一再传播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市长怀有善意。

　　尽管一位市领导接待老同志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但江这样做带有深深的敬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发自真挚的感情。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平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连载十三）

　

　

有希望的中国下一代领导阶层  习近平彭丽媛的草根情节

November 13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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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妻，一个是中国的政坛新星，刚刚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少将歌唱家。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组成的家庭会是怎样的呢？

彭丽媛15岁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总政，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我国声乐专业最高学历)。她是国家一级歌唱演员，全国政协委员。

20余年的舞台生涯，彭丽媛为什么总是光彩照人，有什么秘诀？她坦言道：“这跟我的家庭有关，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难的话，我能有这个光彩留给大家吗？”对于事业和家庭，彭丽媛的态度很鲜明：“一个女人，事业和家庭都很重要。若叫我为事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我觉得不可以理解。家庭是女人的靠山，是平静的港湾。我的家庭，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一个普遍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在贵州天星桥（资料图片）

彭丽媛原以为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吃过不少苦。可未想到，习近平经历过的生活比她更苦。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祖籍陕西富平。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习仲勋是第一批受冲击的干部，而这个家庭也是“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批干部家庭之一。1969年1月，习近平插队落户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直到1975年回北京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耿彪同志的秘书。

在陕北农村时，当地的老百姓有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听他侃大山。习近平给父老乡亲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事。村里人深深地爱上了他，老老少少都喜欢找习近平聊天。

习近平酷爱学习，白天干一天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

1972年8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育”。1973年冬天，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社员到寨子渠打坝，当时天寒地冻，打坝的河渠里冰块很厚，不处理掉，坝基不稳，春天一融化，坝就塌了，会劳民伤财。工地上，习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块的动员，可是寒冷刺骨，社员们没有行动。习近平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水里往外搬冰块。干了一阵，群众感动了，纷纷脱掉棉袄、棉裤下水干了起来。

习近平带领社员们日夜奋战，给村里打了十几个土坝，治理了好几条烂沟。习近平还给社员们大办沼气，解决烧柴问题。当时，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专门到梁家河召开推广现场会。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时，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送他上路，送了十多里，社员们还在送。习近平哭了，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之后，送行的社员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些。但十几个年轻人一直步行60华里送习近平到县城，晚上又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习近平带着社员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

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0元钱。习近平付钱时，社员们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就凑够了。

很多人认为，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有的人朝夕相见相知甚浅，有的人初见一面就相见恨晚。彭丽媛和习近平就属于后者。本来，彭丽媛最不喜欢那种媒妁之言介绍式的恋爱婚姻。她想象中的爱情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浪漫。在她的心灵深处，意中人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和质朴无华，又有寒门天才的自信与傲骨。然而，她自己也没料到，命运安排给她的伴侣却是一个高干子弟。

1986年底，朋友给彭丽媛介绍了个对象。当听说此人在厦门工作时，彭丽媛说：“两地分居怎么办？”她本不想接触，但听朋友说此人“出类拔萃”时，才答应见见面。当时彭丽媛已在歌坛拥有一席之地，且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早在1982年她就已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获得满堂彩。

见面当天，彭丽媛故意穿条大军裤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验一下对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见面，彭丽媛心灰意冷，对方土里土气不说，还非常显老。谁知那人一开口就吸引了她。他不问“当前流行什么歌”、“出场费多少”之类，开口便问：“声乐分几种唱法？”彭丽媛回答后，他又问：“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声，“这歌我听过，挺好的。”也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女友在楼下喊她，她没有走。她不仅同他谈了很久，还和他约定了下次“不见不散”。彭丽媛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吗？他纯朴又很有思想。’后来他告诉我，‘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握手，两颗心更加被对方强烈地吸引着。他为她的执著、纯朴、善良而倾心；她为他的深刻、坦诚、顽强、也为他的事业心而倾慕。习近平坦诚地告诉她：“我从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不能顾及家。”彭丽媛说：“事业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两者相辅相成。”谈历史，谈现在，谈中国，谈国外，谈生活，谈追求。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她说：“虽然我们都受过很多苦，但是我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纯真和善良，希望再次相见……”
 
彭丽媛（资料图片）

彭丽媛在心头默默地以心相许。后来，家庭出现了一些阻力。彭丽媛的父母不愿女儿嫁给高干子弟。他们认为高干子弟中不乏纨绔子弟，不想攀高结贵，更不愿女儿受委屈。习近平安慰彭丽媛：“我父亲是农民的儿子，很平易近人。我家的孩子找的都是平民的孩子，况且家庭不能跟我们一生，我会向你父母解释清楚的，他们会接受我的。”

1987年9月1日，彭丽媛和习近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身在京城的彭丽媛接到远在厦门的习近平的电话，几句话商定后，她到单位开了张介绍信，坐上飞机直飞到厦门。一下飞机，习近平就带着她到照相馆去拍结婚快照。负责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登门服务，到家里给他们办结婚证。接着习近平给市长汇报，市长立即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发出电话邀请：“晚上7点，集合吃饭。”

晚上7时许，新娘新郎准时恭候，迎接客人。市政府秘书长先到，他认出了彭丽媛。秘书长与习近平握手时不解地问：“她怎么来了？”习近平说：“她是我爱人。”同事们陆续来了，望着墙上的大红“喜”字，再相互瞧瞧，都有些纳闷。习近平又忙着介绍：“这是我的爱人彭丽媛。”这下热闹了，“好你个老习，你真能当保密局长了。”“搞得我们喝着喜酒还不知你和谁结婚……”

新婚第四天，彭丽媛飞回北京参加全国艺术节，接着又出访加拿大、美国。新婚后的第一次小别就是两三个月。

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聚少离多。习近平先是从厦门市副市长岗位上调任闵东宁德地委书记，后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11月又调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重任在身，他不能常常回北京来；而彭丽媛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也不能常常到丈夫身边去，两人一直过着当代牛郎织女的生活。可做丈夫的从不挑理儿，相反，他在生活中总是对彭丽媛说：“国家培养你那么长时间，尤其是部队培养你那么多年，已形成了这个状况—-许多观众都离不开你，我不能让你为了我马上离开舞台，那样也太自私了。”彭丽媛很少对家庭付出，而习近平也要求不高，所以他们结婚后，心态一直都是平衡的。

他们工作性质不同，但相互之间总能找到契合点。他搞行政，她当歌手；他研读政治、哲学书籍，她博览艺术、文学作品。习近平对彭丽媛不仅有丈夫的体贴和照顾，还有着师长般的关怀。“或许是年龄差距的缘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认为他是所有女人心目中最称职的丈夫，女儿心目中最称职的父亲。近平很辛苦，心里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自己？有时我去看他，他还要把会议、下乡往后推，就为了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麻烦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边，我就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像普通妇女一样，彭丽媛也操持柴米油盐，上街买菜。

彭丽媛怀着平常心过非常平凡的生活，她从不将台上的感觉混同于台下的感觉。“近平回到家中，我从没有意识过是什么领导来了，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会想什么明星、名人来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习近平面对彭丽媛总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从未要求过彭丽媛在家做家务，伺候自己。他说：“我没有为彭丽媛的事业、生活方面操心过，也帮不上忙。因此，我怎么能反过来要求她做这做那呢？只要她一切都好，在家干不干家务，我都高兴。”

彭丽媛拿到硕士学位那天打电话告诉习近平，“是吗？”电话那头是习近平不紧不慢的声音：“你赶紧回来吧！”彭丽媛问：“怎么不祝贺我？”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这里有一大批硕士，还等着分配工作呢。”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彭丽媛到他那里，他从不声张，很多可以携夫人一起前往的场合，也都不让彭丽媛参加，说：“成天带着老婆，别人会说闲话，影响不好。”习近平对彭丽媛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曾与她约法三章：“我是党员干部，你可不能走穴。”彭丽媛严格遵守。

“近平是个很好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摆架子。他的同学有的出国成了富翁，他有条件出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不能让丈夫放下五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而为自己一个人！”彭丽媛不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上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

彭丽媛头一回到福建探亲，才体验到南方过冬没暖气的滋味。回到北京，她就惦记着给近平做一床棉被。街上卖的尺寸小，近平个子高，盖不住脚。她想起山东老家的棉花好，特地叫妈妈用新棉花做了一床6斤重的大棉被。

正巧她要外出演出，先去东北，最后回到福州，她就背上鼓囊囊的大被子上路了，沈阳、长春、鞍山，走一路背一路。

搭乘沈阳—-福州的航班时，有两个旅客指着她的大被子打起了赌。

一个说：“这人像彭丽媛。”

一个讲：“笑话，彭丽媛能背着被子到外地演出吗?不信咱俩打赌!”

同行的演员看着彭丽媛戴着墨镜，扛着被子的滑稽样更是一路取笑个不停，可她依然笑着说：“我彭丽媛就不能为丈夫扛回被子？！”

到了福州，彭丽媛抱着被子颠簸了300多公里才到宁德。

当时，习近平还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他盖上了新被子，连声说好。

因为晚育，彭丽媛的女儿比妹妹的孩子还小。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也不能陪伴她。为了工作，他依然三天两头下乡。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更不用说到医院探望彭丽媛和孩子了。

说起孩子，彭丽媛非常动情：“当初，我希望生个儿子，近平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他如愿了。看着他和女儿在一起时喜滋滋的模样，我怎能不乐在其中？女儿很像他，也和他最亲。我带她时，她老是调皮捣蛋，可是一跟她爸爸，她就乖得像只听话的小猫。”

他们的女儿小名叫木子，大名习明泽。“希望她将来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彭丽媛露出了母亲的满足与自豪。(文／佚名 摘自《湛江晚报》2007-10-05)

　

习近平的生活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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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香港媒体引述开元酒店集团旗下的《开元旅业报》指，2009年3月31日至4月3日，习近平到河南省视察，入住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

该酒店考虑习近平的生活简朴，故没为他安排高档菜肴，只提供地道小食。习近平是陕西人，酒店特为他提供自制羊肉汤，令他大夸想起陕西的家乡口味。

报道披露，习近平是环保主义者，会自备洗漱用品、拖鞋和枕头，故酒店没在他入住的房间，放置用完即弃的用品。

此外，习近平爱喝农夫山泉和信阳毛尖茶，于是酒店换掉原用的雀巢矿泉水和西湖龙井。

报道又指，习近平已戒烟，没入住酒店提供的总统套房，而是选择湖景无烟套房。

报道还提及多名高官的生活习惯，包括前外长李肇星爱与服务员聊天，得知酒店特为他准备VIP洗漱用品后，认为用一次太可惜，离开时顺手带走。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去年下榻江苏省徐州开元名都大酒店，酒店得知他曾在德国留学17年，遂特别安排德国黑啤招待。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去年到开封视察，适逢气温骤降，酒店提前调节好他入店经过路线的温度，避免他不适应。酒店更曾驱车40公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购买四孔鲤鱼。